林海音
    林海音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编辑杂志及文学出版事业，不仅身体力行地在文学创作上成为20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功臣，而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培育台湾文学新人呕心沥血，成为参与台湾新文学奠基工程的作家之一，更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者之一。
    林海音（1918—2001）本名林含英，生于日本大阪，3岁时曾回故乡台湾苗栗，5岁随父母到北平生活、读书、工作，1948年与丈夫何凡（夏承楹）回到台湾，开始台湾文学的耕耘，与谢冰莹、苏雪林、沉樱及与同代人张秀亚、张雪茵、徐钟珮、琦君、繁露、潘人木、刘枋、孟瑶、胡品清、毕璞、钟梅音、艾雯、郭良蕙等一起主持了“台湾女性文学的揭幕典礼”，共同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拓荒者。在这个拓荒群体里，林海音的身份、成就与贡献突出，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旗手。
    林海音在北平《世界日报》当记者时开始文学创作。回到台湾先后任《国语日报》编辑和文艺周刊《周末》《联合报》的副刊主编、《文星》杂志编辑，后又创办和主编《纯文学》杂志及纯文学出版社。她凭借丰富的创作经历成为台湾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利用文学阵地呕心沥血培养台湾本土作家，为台湾新文学的完整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林海音的作品多以家庭为背景，擅写婚恋悲剧，长于心理刻画及细节描写。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时期，其主要作品的题材都是跨越海峡两岸的故事。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妇女命运一直是一个重大主题，也是女性文学关注的核心。林海音是台湾作家中最早在作品中为妇女不幸命运呐喊和抗争的作家之一。关心妇女命运并为之抗争是她小说的第一大主题。代表作长篇小说《晓云》是以现实主义并融合了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如意识流），描写台湾女性现代生活与婚姻爱情的悲剧故事。小说中的妙龄少女夏晓云是妈妈大学时代与夏教授的私生女，高中毕业后失学、失业在家，家境清贫，她当上了何家的家庭教师。寡居的妈妈执意要她与踌躇满志的追求者俞文渊相爱，而敏感、内向、郁闷的夏晓云却不爱这个留过洋、品貌才学兼优的人。何家的男主人梁思敬是孤儿出身，梦想成为画家，由于经济窘迫而到何家公司工作，并被迫与没有爱情、大他8岁的何家女儿何静娟结婚。夏晓云发现梁思敬的爱情创伤后，感到他们是“同命鸟”：“他是一个孤儿，我的外祖父也是孤儿，我自己也几乎是，我们同样流着孤儿的血”，于是两人坠入爱河，并筹划私奔日本。但是在他们私奔东渡前夕，何静娟突然出现在夏晓云面前，给晓云一张万元支票，让她不要重蹈妈妈私奔的覆辙，晓云与爱人远走高飞的梦想变成了泡影。此时的夏晓云已经怀孕，她毅然躲到乡下，在新的苦海中等待爱情之花绽放出美丽。高阳评论这部小说：“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默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气氛的渲染，更有特长。”（《云霞出海曙——读林海音的〈晓云〉》）
    林海音写婚恋故事是为了“探求人生的许多问题”，自然朴实而不矫饰，依着故事本身的逻辑发展写来，行若流云，势如流水。她曾说：“因为大家庭生活给我带来了许多感触，成了我一部分写作灵感的源泉。我透过小说的方式，把上代的事事物物记录下来，那个时代是新和旧在拔河，新的虽然胜利了旧的被拉过来，但手上被绳子搓得出了血，斑渍可见！”她还说：“当我写他们的时候，随其自然发展，并未想到结构呀，艺术呀，这些令人头疼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的结构如何，因为那些人物的典型、故事的经过和给我的感触，是早结结实实的储存在我脑子里许多年了。因此，顺着早刻在我脑中的秩序，就流水般地奔放于我的笔端。”
    林海音以与台湾、北京结下不解之缘为荣。她是“北京化”的台湾作家，也是“台湾化的北京作家”。她把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爱都倾注在作品中，熔铸于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孟珠的旅程》是林海音另一部以近于散文笔法创作的长篇小说，自然、淳朴，笔致委婉而细腻。小说中，孟珠为妹妹上学读书而不得不去卖唱，这其中隐含着多少辛酸。孟珠姊妹以及三角恋爱中的青年许午田都是由大陆去台湾，作品中歌女的悲欢、姐妹之情、男女相恋，写得合情合理。小说采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孟珠的自强自尊、出于污泥而不染与歌女雪子的自暴自弃、玩世不恭形成鲜明对比，一个赢得了自己的幸福，一个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灯芯》中女主人公元芳的生活和婚姻，也没有离开“海峡”这条线。林海音小说中的“海峡现象”或是“两岸情结”，不仅因为她的成长情系北平与台湾，也不仅因为她的丈夫何凡也是一位“跨海”的大陆人，主要还是因为作家的文化之根深植于中华大地。文化是一张网，我们的心是飞不出去的，“海峡”隔不断宗教、家庭和婚姻，因此，作家构思“跨海”的人物和故事，描写两岸婚姻，寓意隽永深邃而又十分自然。
    20世纪50年代，林海音在历史记忆的普通社会生活中开拓了新的领域。短篇小说《烛》和《金鲤鱼的百裥裙》是林海音小说创作中猛烈抨击封建婚姻残害妇女的名篇经典。在“她的人物画廊中，虽然也有像夏晓云那样新、老女性之间的过渡人物，但林海音刻画最多、最好的是传统女性的形象：控诉得最为激烈和彻底的，是封建势力对女性的残害”。《金鲤鱼的百裥裙》表现一个小妾的不幸命运。她6岁流离转徙被卖到许家，是一个聪明伶俐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她原来叫鲤鱼，因为受宠，变成了“金鲤鱼”。许大太太一连生了5个女儿，“什么都行，就是生儿子不行”，所以要给老爷纳妾。金鲤鱼是最好的人选，16岁就做了许老爷的姨太太，“年头儿收的房，年底她就做了母亲”。金鲤鱼觉得自己有福气，因为自己“有个争气的肚子，会生儿子”。“无论许大太太对她怎么好，她仍然是金鲤鱼。除了振丰（她的儿子）叫她一声‘妈’以外，许家一家人都还叫她金鲤鱼。老太太叫她金鲤鱼，大太太叫她金鲤鱼，小姐们也都叫她金鲤鱼，她是一家三辈子人的金鲤鱼！金鲤鱼，金鲤鱼，她一直在想，怎么让这条金鲤鱼跳过龙门！”
    从小丫头到大丫头再到收房姨奶奶的金鲤鱼，脑子里有个简单又坚定的愿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很简单：她要穿上只有大太太才能穿的绣有99朵梅花的百裥裙，人们就不再叫她金鲤鱼。虽然生了儿子，可她清楚地知道：在许家，“儿子归儿子，金鲤鱼归金鲤鱼”；但她依然把希望寄托在亲生儿子娶亲那天让金鲤鱼同大红百裥裙连在一起。可是，许大太太发布命令：“大少爷振丰娶亲的那天，家里妇女一律穿旗袍”，因为已经民国了，外面时兴穿旗袍。这“命令”是专门对她发布的，这一闷棍使她陷入无法治愈的痛苦之中。10年后，去国留学的振丰回来了，虽然他一直希望有一天让这个叫“妈”的母亲和那个叫“娘”的母亲“处于同等的地位，享受到同等的欢乐”，但这次回来却是与有着强烈“身份”观念的“妈”做最后告别。金鲤鱼死了，但根据“规矩”，只能从窄窄的“旁门”抬出去。儿子振丰扒伏在棺木上，捶打痛喊着：“我可以走大门，那么就让我妈连着我走一回大门吧！就这么一回！就这么一回！”
    这篇朴实无华的小说不仅深刻地再现了旧社会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也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局限：它没有给广大妇女带来平等、自由和解放。小说深刻、尖锐、冷峻，鞭辟入里，感人至深。
    《烛》也是林海音表现旧时代中国妇女悲惨命运的优秀小说，描写一位从假瘫到真瘫的老妇人对一生往事的悲苦回忆。这位夫人在生第三个孩子时，家里年轻的保姆取代了她，成了丈夫床上的玩偶，而她却变成真正的弃妇。她的嫉恨是无言的，只是希望得到丈夫的怜悯，但到头来这希望只是一个梦呓。这种精神的戕害比肉体的杀戮更为残酷。齐邦媛说：“纳妾制度是把无情的双刃剑，挥扫过处，血泪纷纷，不仅做妾的女子屈辱终生，婉转悲泣；奉贤慧妇德之名放弃一生幸福的正室实在更悲惨。”小说《殉》是一篇描写五四时代的妇女悲剧故事。14岁的朱淑芸许配给方家长子，未婚夫因患肺病迟迟不能结婚。在朱淑芸23岁时，未婚夫病入膏肓，淑芸为了“冲喜”被迫完婚。但是过门一个月丈夫就死了，而“新娘”从此就得在孤独中寂寞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小说人物刻画细腻入微，心理活动写得栩栩如生，朴实无华而又含蓄感人。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小说的代表作，由《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5篇小说缀连而成的，是以其童年时代的北平生活为背景所写的成年人的故事。女主角英子幼年由台湾到大陆，进入中年时期又由北平到台北，其演绎的故事在北平。林海音在北平南城居住20多年，先后在椿树上二条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郊民巷、梁家园、南柳巷、永光寺街及南长街等处居住和生活，而后在厂甸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私立春明女子中学和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其后又在北平《世界日报》当记者和编辑。这个“漫长”岁月在她的人生旅途中是重要的，在她的灵魂深处，北平无异于她的故乡：不仅仅是她从童年走向成熟的驿站，更是她踏上文学道路并走向未来的桥梁。她曾说：“我是多么思念童年住在北平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保留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她还说“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长大的地方”，实际上她是一位“比北平还北平”的人。她的文学观诞生在新文学的熏陶之中，人生价值观形成于在北平的青年时代。
    《城南旧事》里的《惠安官的传奇》描写青年学生思康与少女秀贞相爱，由于他不能向封建道德妥协而被迫出走；秀贞刚刚生下的女婴也被扔到城外，自己因此而发疯，最后为寻找恋人和爱女而死于火车轮下。《兰姨娘》描写一个3岁被卖成养女、16岁被迫在“烟花巷”生活了整整4年、20岁又成了63岁有钱人姨太太的女子，受尽了屈辱和伤害。逃出虎口后，与从事进步活动的北京大学学生相爱，并远走他乡。《驴打滚儿》讲述因家境窘迫而从农村到城里做奶妈的宋妈的故事。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在主人家以无私的爱抚育富家之子，而自己的孩子们却在无爱的贫苦中丧命。对于宋妈来说，失去孩子的痛苦是任何东西也无法弥补的，最后她还是骑着毛驴踏上了归途。《爸爸的花儿落了》是写对富有正义感、痛恨日本侵略者的父亲的怀念。小说强烈地透露出作者对往事浓郁的眷恋和忧伤。这组小说恬淡、质朴、含蓄、深沉的风格，深深的念旧情怀以及巨大的感人力量，使它的无穷魅力长久地萦绕在中国文学空间。
    小说《婚姻的故事》不仅描写了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表明林海音已经有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主人公芳与文弱书生的姊夫结婚后，得到婆婆与丈夫的疼爱，生下两个孩子后，看上去生活美满。可是缺乏生活情趣的丈夫不能使她感到幸福，于是她与同事沈先生发生了婚外恋。尽管非议给她带来痛苦，但她毅然置非议于不顾，依旧我行我素。丈夫对她的“宽恕和谅解”反而成为她反感、嫌恶和叛逆的理由。当丈夫去世后，她的心情平静下来，与沈先生的关系也冷淡下来。女主人公的性格体现出作者女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
    《烛芯》具有典型性，大同小异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因此它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这篇小说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女主人公元芳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冒死掩护丈夫志雄到大后方工作，离别时志雄曾发誓回来团圆。她苦苦等了8年，待到抗战胜利，等到的却是一个早已另娶且有孩子的志雄。良心和责任折磨得志雄也痛苦不堪，他无法抛离任何一方。到台湾后，经过志雄再三恳求，元芳才容忍了志雄的另一个妻子。许多年，元芳的生活就像蜡烛，弯了又弯，闪着光，牺牲着自己。最后，经过内心搏斗，元芳离了婚，重建家庭。应该说，这个追求自尊自爱自强的结局是女性意识焕发出来的光辉。
    林海音的小说，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苦难生活与悲惨命运的一个侧面。“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不管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一个优秀的作家，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很不容易，林海音的小说向读者展示了这个结论。她总是看到人性的光明，但她关于妇女命运的小说，其笔锋还是极其犀利的，对黑暗腐朽事物的批判还是辛辣尖刻的。她“致力于写人，写人的性格，灵魂，并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通过“运用对比、象征、暗示等笔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营造作品的诗意”。虽然她所塑造的被损害被侮辱的人物多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她的作品形象具体地向读者和历史宣示了自己在道德和理想上的美学追求。这就是林海音创作的艺术和历史社会价值。
    林海音踏着散文的梯子登上文坛，她那些关于北平风情、台湾民俗、异乡景物、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以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等情真意笃淳朴隽永的散文，同样熠熠发光。另外，她关爱儿童，将为孩子们辛勤耕耘、把给孩子编书视为神圣，为孩子们编织精神产品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乐，是“大作家”责无旁贷的天职。她的童话、儿童故事创作及其编著，所包容的巨大爱心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在文学史上，林海音的成就与贡献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凸显于她编辑家和出版家的身份。她的工作直接与发现、培养作家及台湾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联系在一起。编辑杂志，主编文艺副刊，为人作嫁，让一批作家从她的肩膀上攀登文学殿堂。林海音以大半生的岁月，呕心沥血地培养出众多杰出的台湾作家，这位出版界的“常青树”，以她的努力与虔诚，被众望所归地视为台湾文学的“园丁”、“保姆”、“卫士”，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台湾女性文学的形成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