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伯刚身上，呈现出一个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古怪联系。他自诩为“天生带有穴居者性格的人”，常将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生活中所有的事务在我眼中，无异于都是一种粗暴的干涉和侵犯，让我烦不胜烦”。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写起了在他自己看来是“最具体、最凡俗、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它拉着你不得不进入现实的最琐碎最粗粝处”的小说，而且一写就是近三十年。生活中令他厌离的现实，在他笔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多地以骇人的面目归来。他的隔离方式不是不看，而是用显微镜去看。这一带有自虐倾向的写作成为他内心不可违背的命令，即使变成了苦役，也在所不惜。
    在丁氏的作品中，心理描写是最被看重的结构方式。《天杀》可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涓生”的心灵呓语。比之《伤逝》，郑芜之对小洪而言不再是以启蒙者的身份存在，并非他们不能构成这种关系，而是双方都没有表现出这种需求。郑芜之是一位青年教师，说不清他对小洪到底是什么情感，仿佛只有在需要“泄欲”的时候，才会“浑身烘地一热”，奔向小洪。郑芜之受着周期性的性冲动的困扰，“每次饱餐一顿，至多管这么十几天”，“事后便是彻底的绝望与痛苦，我彻底地瞧不起我自己”。但是，他无法通过“想象的力量”把这种周期性的冲动，变成绵延性的恋爱。“委身”于这样的女人，在郑芜之们看来是自断前程。他想：“看样子，我一生将永远生活在这块胸脯上了。整整一生啊，就这么一小块地方？”于是，他决定与小洪分手。《天杀》用了整整三万多字来描写郑芜之试图与小洪分手的过程。“我知道，我对不起她，我在犯罪。同时，我却体会到一种快感。内心有个什么狞笑着”，“意识到自己灵魂的卑鄙无耻，反而有了豁出去的念头，专门捡那些肮脏的东西想……罪过啊，罪过啊……天杀的，我肯定会不得好死！我绝望地叫出声。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极度的卑鄙龌蹉”。他陷入癫狂的自毁与毁人的冲动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不停地反省自己、批判自己，却无法使自己解脱出来，走向自由，只能渴望“在极乐中，力尽而亡”。因此，他们的犯罪成了对自己的惩戒，他们的困境是严重的二元对立，理念与现实的脱节。
    丁氏屡屡试图在小说人物身上寻找从“自虐”通往“极乐”的道路。1988年在致友人朱新明的信中他写道：“‘极乐’的内涵就是我曾同你谈到的‘自虐’，也就是人在大痛苦大绝望之后的大欢乐大享受。”而《天问》中的父子是丁氏钦点过的“自虐者”的典型。马元舒考上大学之后，村里人不再敢欺负他们这单门独户的外乡人了，倒不是因为多么看重知识，而是在乡人的观念中，“大学生搁到过去就是举人，是与县官平起平坐的”。父亲为此感到得意与兴奋，当他趁着送猪的机会去城里看望儿子时，儿子却视他为“苦难和耻辱的化身”，一心想着如何避开同学的眼目。父亲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开始上演各种闹剧。父亲完全把儿子对他的嫌恶当作了骄傲和自豪，他在洋洋得意地夸耀着一天来自己的悲惨遭遇。这种奇怪的虚荣给马元舒以莫名的震撼。
    丁氏曾在写给《收获》主编程永新的信中说道：“至于《天问》的结尾，可能涉及我对自虐这一人类情感形态的认识。我一直对自虐体验有着十分执着的追求和向往，每次写作总不由自主受到吸引。以为自虐状态下所体验的大欢乐、极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出路，也是人生最美好辉煌的境界。我甚至以为，耶稣上十字架、释迦牟尼的苦修，都是一种自虐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行为，象征着我们人类的出路、人类苦难的唯一拯救之道便是自虐，是这种极乐境界，这大毁灭、大痛苦之时的瞬间体验……所以我在《天问》中写父亲是在异常平静、幸福、温柔中死去的。父亲终于得救了。我很想写出父子两人的痛苦绝望向人生的终极欢乐的转化的全过程。”
    “海德格尔把我们正在亲历的时代称为‘匮乏的时代’，因为原本由‘天、地、人、神’四者构成的世界中，众神退场了，而芸芸众生几乎认识不到他们本身的必死性，也无力赴死。在这样的时代，痛苦、死亡与爱的本质被遮蔽，世界滑入了漫长并到处蔓延的‘暗夜’，为此，特别需要有人敢于进入‘暗夜’的深渊，身历其幽暗，身受其熬煎……他们‘体验着病态的、不美妙的事物，因而他们才投身于下界深渊，执着于神圣之物的踪迹……”
    丁氏“敢于进入‘暗夜’的深渊，身历其幽暗，身受其煎熬”，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的“执着于神圣之物的踪迹”却是隐性的，需要在小说中仔细辨认。用他自己的话说：“实际上我写作是有一个总主题的，这就是写人的无救与无助，及对拯救的向往与吁求。但具体展开的时候又有两个方向，即硬的方面，如恐惧如暴力如危机之类；另一种是软的方向，直接写人的孤单无助及对救助的向往。”虽然这只是他口头上的简短说明，但与他把自己的小说大致分为“恐惧类型”和“信仰类型”是可以相互对照的。
    丁氏尤其擅长营造人物内心的恐惧。读过他的全部小说，首先会在脑海中形成这么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即他所创造的人物、气氛大多沾带着鬼气，“鬼”字在他的小说中频繁出现。《何物入怀》写了一个女子吴兰兰在与男友做爱时，听到“哀乐，还有人哭”，她怀疑有送葬队伍从楼下经过，但是往窗外看时，却什么也没有。紧接着是两条线，一是吴兰兰与男友汪成准备结婚，一是汪成的老家有一个没有子嗣的老人死了，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汪成竟然怀疑吴兰兰肚里的孩子是没有后嗣的姨婆死后“托的生，投的胎，轮的回”。在他半吞半吐的诱导下，吴兰兰起先不当一回事，但也不得不将信将疑起来。她开始查找相关资料，分别记下可能与不可能的证据。汪成无意中看到，深感惊骇。后来他们再如何驱鬼，已难以挽回之前造成的不良影响，最终吴兰兰流产了，并离开了汪成。这是一篇能够给人强烈印象的恐惧小说。再看《艾朋，回家》《落日低悬》《两亩地》《抢劫》等恐惧类的作品，不难发现，作者在人类心灵的幽暗之域已耕耘良久。
    《宝莲这盏灯》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光明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生，三次补习，头两次都只差了六分，第三次补习没有坚持下来。为了逃避众目，他选择入赘到遥远的大屋村。他的岳母陈宝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泼赖，在这个家庭的格局中，她携着独子望来站在中心，女儿女婿都被挤到一边。陈宝莲对光明极尽欺侮，光明内心对她充满蔑视，又恨又怕。在弟弟光彩的提醒下，他才想起可以通过分家来躲开陈宝莲。但是光明的性格太软弱了，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盘算了五六年，还是没有开口。光明的妻子怀上二胎之后，眼看一笔罚款少不了，陈宝莲为了躲开连带责任，倒先提出要与光明分家。此时，光明竟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宝莲这盏灯》充斥着这种令人咋舌的意外，但都是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作者写出了光明性格中的复杂性。分家之后，光明为陈宝莲一家人付出得更多，不惜辛苦地替望来治病，尽管中间有种种心理曲折，却逐渐成为了陈宝莲家中的支柱。
    小说发生的最重要的转折，则是光明最终承认自己跟陈宝莲一样，总想靠着点什么，生怕人单势弱被欺负。丁氏一直有异乡人的情结，这些也体现在他创造的人物身上。大概在农村，一个人若没有家族势力在背后支撑，便多少有些心虚。光明突然真正懂得了陈宝莲之所以吵吵闹闹、哭哭叫叫，正是因为“她不安到极点，惶恐到极点的表现……她必须抓住点什么……”于是，陈宝莲抛下望来的病不治，想要把光明的儿子过继给她，让她日后有个依靠。这样的“恶”似乎也能得到理解，所谓“百过病所逼”。在这一刹那，光明理解了自己和陈宝莲的“病”，并拥有了原谅陈宝莲的能力。于是，陈宝莲死后，光明借钱为陈宝莲办了一场热闹的丧事。一个月后，除夕将至，光明又操办与家人一起热闹地过年。初一早上，“雪已经下过厚厚一层”，一切仿佛可以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