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7年9月横扫第69届艾美奖五项大奖，美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又于2018年1月夺得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电视剧和最佳女演员奖。该剧由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作家所探讨的有关女性地位、人口危机等诸多问题，在今天再次引发热议。
    压迫女性的恐怖世界
    1985年，阿特伍德发表了《使女的故事》——一部以虚构的“基列共和国”（Republic of Gilead）为背景的反乌托邦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以及1986年布克奖的提名。
    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共和国诞生在未来的美国，是一个男性集权社会。在那里，由于环境恶化致使人口不断减少，生育能力因此变得弥足珍贵。独占宝贵资源的统治阶级于是将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自己，作为使女完成“造人”使命。因为在《圣经·创世记》中，有使女比拉替拉结为雅各生子的先例。统治者利用《圣经》对使女进行洗脑，让她们心甘情愿沦为生育工具。
    奥芙弗雷德（Offred）的名字来自她服务的一位大主教，前缀“Of”加上大主教的名字Fred，是表示从属。“这个名字里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如是说。主人公奥芙弗雷德正是这么做的，她向上帝虔诚祷告：“我愿意掏空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圣餐杯……我情愿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任意使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我将卑躬屈膝，逆来顺受。”
    在基列国，女性的地位从服饰就能识别：使女身着红色制服，象征分娩时的出血，此外红色更醒目，出逃的话也更容易辨识；老年嬷嬷身着棕色服饰，她们的职责是对使女进行“荡妇羞辱”和身体酷刑；如圣母玛丽亚一样身着蓝色服饰的主教夫人，则负责对使女进行日常监视。
    阿特伍德谈到，她在剧中客串了一个邪恶嬷嬷，逼迫使女们加入到“荡妇羞辱”的活动中。一个叫珍妮的女孩被迫讲述自己被轮奸的经历，而其他使女则辱骂她，因为是她引诱了施暴者。“尽管这只是一部电视剧，女演员们在休息时会咯咯地笑，我自己也仅仅是在演戏，但我仍然觉得这种场景恐惧得让人不安——这太像历史了。是的，女人们会联合起来打击其他女人。她们会指责他人，从而保护自己。现实也是如此。”
    “使女的故事”不是传说
    与小说中只是被打不同，剧中的珍妮被剜掉了一只眼睛，这意味着使女除子宫之外，其他与生育无关的器官是可以随意被摘除的。
    事实上，将女性当成生育机器，在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仅以二战中震惊世界的纳粹德国“生命之源”计划为例，就充分说明基列国并非杜撰，“使女的故事”不是传说。由于德国自20世纪初起，出生率就一直下降，1935年，在纳粹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推动下，希特勒决定实行“生命之源”人种繁殖计划，以通过该计划实现人种净化，最终达到雅利安人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在希特勒眼里，为帝国养育“纯种的雅利安儿童”，是德国女性最基本的职责。为此，希特勒建立了十个“生命之源家园”，实际上就是人口繁殖工厂。妇女在这里用假名生孩子，然后把孩子“献给”元首。但这些孩子长大后根本无法找到父母，以致在纳粹德国覆灭后只能靠社会救助生存。阿特伍德表示，历史是她的灵感来源之一，是“许许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
    阿特伍德还经常提醒我们，拥有自己的名字、账户、工作、选举权等，女性获得这些权益其实不过几十年间的事。翻开历史，我们就能知晓，就连一向标榜其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开放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前，还有许多禁止女性做的事情。比如不能堕胎，直至一位叫罗伊的妇女向一项法律发起了挑战，经过长达4年的漫长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判决罗伊胜诉，这就是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直至1974年，美国女性才有权得到自己的信用卡，在此之前须通过丈夫的同意；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直到1969年才迫于压力开始招收女生，而哈佛大学1977年才成为男女合校。在法国，1965年起，女性才无需经丈夫许可，就可自由选择职业和支配个人财产；1972年，男女“同工同酬”才被写入法律；1999年，法国才修宪，确认男女在选举和就职中的平等原则……所有这些权益都是女性通过抗争得来的。所以在小说中，奥芙弗雷德的母亲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珍惜生活……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苦，才换来你们今天的一切。你看他削萝卜的样子。知道吗，就为了争取到男人下厨房削萝卜，有多少女人的生命，多少女人的身体，被坦克碾成了肉泥？”
    现实远远超出了小说
    小说中奥芙弗雷德的母亲——一位女权主义者，其结局是与那些上了年纪、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一起，不知被送到了什么地方，总之是消失不见了。这正说明，女性权益的根基其实不算很牢靠，历史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倒退。
    在美国，由于特朗普的上台，《使女的故事》又变成了畅销书，尤其是在女性生育权上引发了更多的共鸣。因为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恢复了一项“全球禁令”（Global Gag Rule），禁止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给支持堕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这意味着要让女性倒退回去，回到1973年以前。那张签署禁令的照片更是颇具讽刺意义——外媒评论道，在一个都是男性的房间里，签下了对女性身体规范的禁令。“你在这一生中，绝对不会看到七个女人签署法规，规定男人能对自己的生殖器做什么的照片。”正如阿特伍德所说，在美国的某些地区，事态正在向《使女的故事》中描绘的情形发展。“一群女人身穿《使女的故事》的戏服，在州议会门口静坐抗议。她们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所以没人有理由驱逐她们。而当时的一张照片显示，她们被一群荷枪实弹的男人包围着，这一幕就好像是把《使女的故事》电视剧中的画面搬到了现实中。”对此，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制作人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说，有一天醒来，会觉得我们不是在拍故事片，我们拍的是纪录片。而在阿特伍德看来，现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小说。
    可以说，《使女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今社会的潜在危机，值得每一个人，尤其是女性反思、警惕——因为历史的脆弱和瞬息万变，因为男权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的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