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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想象力”已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重要范畴的话，那么，以作为“想象力的自由游戏”的艺术审美活动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判断力批判》则有更清晰、深入的相关分析。 其一，想象力的无限延展性又体现为想象力自由游戏的无限可持续性，这种自由游戏需要不断被“激活”而“自行维持”。审美鉴赏判断的独特性在于可以“激活这两种能力（想象力和知性）”，“两种通过相互协调一致而被激活的心灵力量（想象力和知性）”变成轻松的游戏，“必须有一个比例，在其中这种内在的关系对于激活（一种能力被另一种能力激活）来说就是一般知识（被给予的对象）方面最有利于两种心灵能力的相称”。在“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中，知性“不受任何阻碍”，其“强制的合规则性”被避免；当想象力受限制、强制时，知性力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这是感性与理性、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负”关联。但两者间也存在相互激活、提升的“正”关联：“想象力在其自由中唤醒知性”，“知性无须概念就把想象力置于一种合规则的游戏之中”，而这“与先行的感觉或概念无关”——“感觉”先行，就会被锁定在特定对象之点上；“知性”先行，就会被锁定在特定概念之点上——这两种情况都会使想象力自由游戏被打断而停滞，而“想象力是独自把心灵维持在自由的活动之中的”并“自行维持”，在这种“自行维持”的自由游戏中，知性和感性的有限性同时被超越。 其二，为“知性”创造“新规则”与艺术“天才”之“原创性”，乃是想象力源生性、生产性的具体体现。《判断力批判》进一步强调想象力是“生产性的认识能力”，“它首先就不是被设想为再生的，如同它服从联想法则那样，而是被设想为生产的和主动的”，“想象力在这里就是创造性的，并且使理智理念的能力活动起来”，想象力只有在“自由”状态中才具有“生产性”、“创造性”，问题在于，这种“生产性”、“创造性”究竟来自于哪种认识能力？在关于认识能力的三分法中，康德比较明确地将“生产性”归功于“想象力”；但在二分法中，他的观点就有些摇摆：如果想象力归属于“感性”，那么，生产性就来自“感性”；但当他把人的“灵魂的能力”化约为“知性的能力”时，生产性就归功于“知性”。 在无限延展的想象力自由游戏中形成的“生产性”，具体表现为可以不断地为“知性”创造“新规则”。《判断力批判》在讨论“天才”时把这种“生产性”表述为“原创性”：“天才是一种产生出不能为之提供任何确定规则的东西的才能，而不是对于按照某种规则可以学习的东西的技巧禀赋；所以，原创性就必须是它的第一属性”，因此，“天才是与模仿的精神完全对立的”，不是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想象力源初的“生产性”，就转为对艺术“规则”的“原创性”，而《纯粹理性批判》则把“规则的功能”明确归属于“知性”。 根植于想象力的天才是“创造”规则，而知性（科学）则主要是“应用”规则。“在科学中必须有清晰了解的规则先行，并规定科学中的程序”。“规则先行”表明科学“遵循”既定的“规则”，而在想象力自由游戏中，与知性之间的“比例和相称”则“不是遵循规则就能导致的，不论是科学的规则还是机械模仿的规则，而只能是主体的本性产生的”。这表明：天才不是遵循或应用既定的规则或程序，而是“创造”出新的规则和程序。“每一种艺术都以一些规则为前提条件”，但是，“美的艺术的概念不允许关于其产品的美的判断从某个以概念为规定根据，因而以关于这产品如何可能的概念的规则中推导出来”。 其三，天才原创性表现为对艺术“新规则”之“创造”，而“机械的艺术”则是对这些规则的学习、模仿和“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并未否认艺术创作中规则之“应用”的价值。“尽管机械的艺术和美的艺术，前者纯然作为勤奋的和学习的艺术，后者作为天才的艺术，相互之间颇有区别，但却毕竟没有任何美的艺术，其中不是有某种能够按照规则来领会和遵从的机械性的东西，因而有某种符合学院规则的东西来构成艺术的本质条件的”，“才能的原创性构成天才品质的一个（但不是惟一的）本质成分”，实际的艺术创作也需要通过训练而可以获得的“机械性”的东西： “一个天才的产品（按照其中应归于天才，而不应归于可能的学习或者训练的东西来看）就不是一个模仿的榜样（因为那样的话，它上面是天才并构成作品的精神的东西就会丧失），而是对另一个天才来说的追随的榜样，这另一个天才由此而来而被唤起对他自由的原创性的情感，即它在艺术中如此实施了摆脱规则强制的自由，以至于这种艺术由此本身获得了一个新的规则，那才能通过这个新的规则表现为典范的。但是，由于天才是自然的宠儿，这类东西人们只能视为罕见的现象，所以，他的榜样就为别的优秀头脑产生了一种训练，亦即按照规则的方法上的传授，只要人们能够从那些精神产品及其独特性中得出这些规则；而对这些优秀头脑来说，美的艺术就是自然通过一个天才为之提供规则的模仿。” 其四，尽管天才创造出的“新规则”可以转化为“机械模仿的规则”，但天才的“原创性”、“源生性”是机械模仿艺术的“推理性”、“推导性”所无法取代的。艺术“要求有一种把握想象力的转瞬即逝的游戏并将之结合进一个无须规则的强制就能够被传达的概念（这概念正因为如此而是原创的，同时又展现出一条不能从任何先行的原则或者例子推导出来的规则）之中的能力”。这描述的是知性对规则的“应用”功能，“这一隶属于知性本质的迂回性（推理性），就是其有限性最鲜明的指南”，知性的这种与“原创性”相对的“推导性”、“推理性”，体现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与“源生性”、“生产性”相对的“衍生性”、“再生性”——而这也是“经验性想象力”所具有的特性。 因此，经验性的想象力与推理性、推导性的知性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皆只具有衍生性、再生性，与天才相关的创造“新规则”的超越性想象力才具有原创性、源生性。“天才只能为美的艺术的产品提供丰富的素材”，并且“自然而然地为知性提供丰富多彩的、未加阐明的、知性在其概念中未曾顾及的材料”。而知性只是“间接地为知识而运用材料”：“原创性”、“源生性”的天才，不断提供新的“素材”、“材料”，接下来又会让“知性”在其“概念”中被“运用”，也即被从“例子”中概括、推导出“规则”，如此，天才原创的新规则也就转化为“机械模仿的规则”，让后来者能够通过“科学”被“教会”、通过“勤奋”训练可以“学会”并“运用”，而他们进行的创作就是“衍生性”、“再生性”的。这一转化过程表明：知性可以把感性想象力的成果及其疆域不断纳入自身的运作框架，而具有原创性、源生性的想象力通过为知性不断提供新素材、创造新规则而不断拓展认识的疆域——这是个持续不断的无限过程。 清理出以上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展开对AI冲击的分析和反思了。在后世研究中，康德艺术论较之美论、美感论相对不够被重视，但是如果针对当下AI也开始侵入“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而进行艺术创作这种状况，其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与康德所谓“规则”相对应的就是智能机器的“程序”或指令，这种程序是人赋予机器的，尽管AI机器会对这种程序进行自我调整、改进、提升，但真正原创性、源生性的程序还需要人创造并提供。 据悉，已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微软人工智能小冰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通过技术专家设计出的程序，小冰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通过深度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模拟人的创作过程，花费100小时，训练10000次以后，拥有了自行创作能力——这正是康德所说的“从例子推导出来的规则”的创作路子，是一种“衍生性”、“再生性”创作。康德指出：“一首诗可能是相当可爱的和漂亮的，但它没有精神”，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评价说小冰的诗缺乏“精神”或“灵魂”，也可以说“她”缺乏天才或原创性：借助计算机超级计算能力和数字化大数据处理能力，“她”可以比人更富成效地概括、“推导”出“规则”并在这种规则下自行创作，但不能为诗歌艺术“创造”出“新规则”——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AI与人的关系。 其一，作为人的创造物的AI若能完全取代“人自身”，就意味着人可以像“上帝”那样创造“人”乃至“超人”——这是“知性的僭妄”的极致。康德强调，审美理念“使人对一个概念联想到许多不可言说的东西”，“在一个审美理念这里，知性通过其概念也永远达不到想象力与一个被给予的表象结合起来的整个内在直观，既然用概念来标示想象力的一个表象，就等于阐明这表象，所以，审美理念就可以被称为想象力（在其自由游戏中）的一个不可阐明的表象”——那么，这种不可言说、无法用概念阐明的“审美理念”指向哪里？“自然概念虽然在其直观中表现其对象，但却不是将之表现为物自身，而是表现为纯然的显象；与此相反，自由概念在它的客体中虽然表现物自身，但却不是在直观中表现的，因而双方没有一方能够获得关于自己的客体（甚至关于能思维的主体）作为物自身的一种理论知识”——相对于“物自身”，“思维的主体”就是“人自身”。 康德哲学批判的一个重要旨趣，是通过强调“理念”只是一种“非建构性”的“范导性的原则”来“抑制知性的令人忧虑的僭妄”——认为知性可以把握“物自身”、“人自身”，就是“知性的僭妄”。与“人自身”相关的，一个是作为“思维的主体”的人的“自由的想象力”，另一个是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的“自由的意志（力）”。在实践主体方面，认为人可以赋予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智能机器以“自由意志”，实际上就使“人”获得了“上帝”的地位，即人可以像上帝创造人那样赋予其创造物以自由意志——这显然是一种“僭妄”。在思维主体方面，人所不能赋予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智能机器的是“自由的想象力”。 其二，分而论之，离开人的肉身性存在的AI既有自身优势，也存在局限。AI不能完全把握“人自身”，并不意味着不能把握人的所有方面，它恰恰可以通过超级计算、数字化模拟、大数据处理等把握人的“知性”能力，小冰能写诗表明，AI可以模仿人的感性想象力的“结果”，但不能模仿人无限延展的感性想象力“本身”——而这未必就只是AI的“劣势”，而恰恰也可以是其“优势”：因为诚如康德所指出的，与人的肉身性存在相关的“感性（感官感觉）”会限制、阻碍知性力的发挥，而作为一种非肉身性存在，AI机器就会摆脱这种“感性”束缚而使知性力获得更大发挥——但是：（1）“相互限制”只是感性想象力与知性力之间的一种“负”关联，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相互激活”进而“相互提升”的“正”关联——从这种“正”关联看，植根于人的肉身性存在的感性尤其想象力恰恰成为人的“优势”，成为人的知性力不断发展、提升的“源动力”，而非肉身性的智能机器本身则不具有这种感性源动力；（2）摆脱人的感性想象力的AI对知性力的发展，只是一种“衍生性”、“再生性”的发展，而以感性想象力为源动力的人的知性力的发展则是一种“源生性”、“原创性”的发展。 尽管在对知性、感性、想象力关系的认识上，康德有所摇摆，但在把“想象力”归结为“感性”因素从而不离人的肉身性存在上，他却是一以贯之的。如果作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反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知性的僭妄”在西方思想史中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理念（心灵、灵魂、理性、知性）”的过度抬高和对“感性（肉身、感官）”的过度贬低，这种感性与理性、肉身与心灵相分离的思想，在西方就形成了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近代以来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已开始对这种形而上学传统进行反思，但是诚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康德本人也未能彻底摆脱“知性的僭妄”这种“形而上学疑难”。 至少从柏拉图开始，有限性、感性的肉身存在就被视作人的理性、灵魂向上提升的累赘，摆脱这种累赘，似乎成为西方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理想——而现在的AI似乎已经帮他们实现了这种理想，但“形而上学疑难”依然未能得到解决，而且对人类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来说，问题恰恰变得愈发复杂和严峻了：这可以从当下弥漫全球的对AI冲击的种种忧虑中略见端倪。当代颇为流行的“技术崇拜”与西方传统的“知性的僭妄”密切相关，对此加以深入反思，强调身心不离、灵肉相即的中国传统哲学或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兹不多论。 其三，合而论之，以知性取胜的AI可以与不离肉身的人的感性想象力相互提升。比较人与AI的优劣，还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说的，而两者也可以互动而联系在一起（即通常所谓的“人机互动”）：在知性力发展上，摆脱感官感性束缚的AI比人确乎具有优势，即便如此，AI在不断发展、提升知性力的进程中，也需要不离肉身的人的感性想象力源源不断地提供源动力。 这具体表现为：AI的程序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极点”，它对自身的程序可以自我调整、改进、提升，但其“原创性”、“源生性”的程序则需要人在不断更充分发挥想象力中提供。康德把原创性的天才只归功于“艺术”争议颇大，在他看来，科学（知性）只能“应用”规则——这确实是科学活动中的常态，但问题在于：科学所“应用”的规则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库恩所谓的“范式”指的其实就是科学原创性、源生性的“规则”。牛顿创造出经典力学规则后，其后相关科学研究可以说就主要是在这种既定“规则”下进行的，所取得的成果就主要是“衍生性”、“再生性”的——这是科学的常态。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这种常态的重大突破就体现在：创造出了不同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新规则（范式）”——这种源生性、原创性“新规则”的产生，显然离不开爱因斯坦“天才”的想象力。其实，任何科学的重大发明都离不开科学家的天才、想象力或灵感等等。同样，AI进一步发展尤其重大突破，显然要仰赖于其运作规则即程序的重大突破——而人的源生性、原创性的想象力将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完全取代、战胜人类，貌似是在强调人类的不自信，其实恰恰是在张扬人的极度狂妄——作为一种有限性的存在物，人能创造出一种彻底超越有限性的技术吗？AI作为赚钱乃至杀人机器在人与人之间竞争性的过度应用——这种威胁对于人类来说或许更加现实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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