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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 “谨严”到 “浮夸”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的跃进 《左传》在许多地方突破了 《春秋》的 “一以礼为归”，不以作者的伦理评价篡改历史事实，这是叙事理念的重大进步。那么，在叙事技巧、叙事艺术上，《左传》与 《春秋》相比，孰高孰下呢？我们先看韩愈对此一问题的态度， 《进学解》里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与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等句子不是相同的结构，后者是并列的对两部经典艺术风格的评述论断，被评的两部书没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前者说的是密切相关的两本书的比较，可以看做是对中国历史叙事艺术发展的一个最简要的动态描述，在这个描述中，字面上是推崇 《春秋》，实际上韩愈更钟情于 《左传》。从 “谨严”到 “浮夸”，《左传》的叙事艺术相对于 《春秋》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它们建立的叙事范式哪个才是优越的？古来不少论者颂扬 《春秋》而贬抑 《左传》。宋代李明复 《春秋集义》说， “尹焞曰……尝闻先生 （程颢）云，圣人文章，载在六经，自左丘作传，文章始坏，文胜质也。”程颢认为历史叙事应该 “质”而不能“文”，即应该如 《春秋》之 “谨严”，不能如 《左传》之 “浮夸”。杨慎 《升庵集·辞尚简要》说，“古今文章，《春秋》无以加矣，《公》、《谷》之明白，其亚也，左氏浮夸繁冗，乃圣门之荆棘，而后人实以为珍宝，文弊之始也。”杨慎认为 “浮夸繁冗”是历史叙事之 “弊”，以上两人都把 《左传》的叙事范式视为 “坏”的开端。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王安石称 《春秋》为 “断烂朝报”，朝报是后世由朝廷门下省定期编定昭告各方的大事记，《春秋》据各国档案编辑而成，那些档案主要是其时的朝报和赴告，正是大事记体式，只是记下事件的名目，并不叙述事件过程和具体内容。当然，《春秋》对史料经过慎重选择，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其开创之功不可否认，但在技术和艺术上尚在草创时期， 《左传》与 《春秋》比较，在叙事艺术上有三点显著的跨越性进步。 第一，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繁与简、文与质，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当繁则繁，当简则简，当文则文，当质则质。一味地尚简尚质，一概地否定繁与文，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存在的一种片面倾向。从任何国家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发展历程看，最初必定是简陋的、粗略的、质朴的，经过漫长时间经验的积累，逐渐丰富，才出现了详尽丰赡的叙事。 《史通》说，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他指出 《左传》的长处之一是 “每事皆详”，“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徵近代则循环可复”。 《春秋》是记事体， 《左传》是叙事体，刘知几说， “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 《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在现代叙事学看来，“叙事被视为因果相接的一串事件。若借用亨利·詹姆斯的比喻，这些事件就如同一串珠子，有开头、中部和结尾。” “叙述沿着一条现成的路径从头到尾重新追溯事件。”⑦记事是系了若干结子的绳，叙事是熠耀生辉的一串珍珠。杜预说《左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使读者得以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就是把 《春秋》里事件的名目，完善为有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完 整故事。有 枝有叶，细致生动，所谓“浮夸”，乃是叙事艺术趋向成熟的标志，没有 《左传》就很难有 《史记》和 《汉书》， 《左传》是良好的新开端，不是囿于经学的古人所认为的 “文弊之始”。 第二，《左传》叙事的更加突出贡献是，不仅写出了许多完整的故事，而且写出了人，写出了人心、人性。 元代陈则通 《春秋提纲·论左氏》说，“论圣人之谨严，则左氏于 《春秋》为有过，论 《公羊》之俗、 《谷梁》之短，则左氏于 《春秋》为有功。……郑伯克段，二传未有以发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独详之，吾是以知郑伯之心。此类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 《春秋》哉！”以 “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如陈则通所说，写出了郑伯之心，同时还写出了姜氏之心、共叔段之心、祭仲之心。庄公即位，姜氏立刻出面为小儿子挑选封地，暴露出她心怀异志；郑庄公察觉了他们母子的用心，却不说破，而以爱护的姿态让他们另行挑选封地。杜预注说，“谓之京城大叔，言宠异于众臣也”；日本学者竹添光鸿 《左氏会笺》说， “‘谓之京城大叔’一句，极有神采，叔而曰大……隆重尊严、威仪逼人之状如见，以为祭仲谏首引。”竹添还说， “子姑待之” “一‘待’字露出本心。”庄公表面软弱，其实深藏杀心。“祭仲闻 ‘子姑待之’一语，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偪，不必更发一言，但坐待其逐而 已矣。”“‘闻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窥伺之密。”姜氏母子一直是在庄公的严密监视之下。清代魏禧 《左传经世钞》说，祭仲说的 “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早为之所’四字，正理、权术俱尽。祭仲老奸，却说得浑然无病。凡谋人骨肉之间、言人亲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间稳处，若稍一鲁莽，则必生疑忌，而祸反中其身，古今如此者不可胜数。”故事尾声是又一场戏，颖考叔和郑庄公戴着面具一本正经地做戏。“考叔故非孝子，庄公亦非孝感之人，君臣机诈相投，以欺一世”。这些都是 《左传》用描写暗示出来的。真德秀 《文章正宗》引吕祖谦之语说，“左氏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 ‘亟请 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后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无母子之心。盖庄公材略尽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庄公之心愈緩。待共段先发而后应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己与收貳为已邑，庄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后来罪恶贯盈，乃遽绝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帅师伐京，段奔鄢，公又亲帅师伐鄢，于其未发，待之甚缓，于其已发，追之甚急。公之于段，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者也。然庄公此等计术，施於敌国则为巧，施於骨肉则为忍。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把 《春秋》的六个字，扩充到五百余字，写出事件的曲折历程，写出母子君臣至少六个人的性格心理，这样的 “浮夸”，难道不是远胜于 “谨严”，不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吗！ 历史叙事记叙的人物一般离世已久，与记述者有很大的时空距离，其内心活动如何为记叙者所知晓？其一言一行，在时过境迁之后如何能详悉再现？ 《左传》里有大量对话，钱钟书 《管锥编》说， “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 《左传》……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这类质疑前人早已多次提出，清初的方中通是一位数学家，他问道：“《左》、《国》所载，文过其实者強半，即如苏张之游说、范蔡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又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细不遗也？”⑧这个难题是所有要求自己的记述既要具体、详悉、丰富、生动，又要言之有据、尽可能还原本相的历史家都会遇到的。负责任的历史家总是竭尽其能广泛搜集文字的材料和故老传闻，排比、归纳、鉴别，然后，十分重要而难得的是，还需要加上推想、推论。狄尔泰、克罗齐等历史主义学派的史学家强调 “理性的直觉”，陈寅恪说，对于古人 “应具了解之同情”，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时他也指出， “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⑨东西方历来的大历史家，都高度重视对原始材料的考辨，同时又重视敏锐的直觉和对叙事对象具有深切的了解之同情。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常常是“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以推想把前代留下的粗线条的故事，铺排成纤微毕现的场景。这也引起过许多人的苛责，提出 “太史公好奇”之论。修昔底德说：历史人物的一些演说词，我听过但很难记得，那些告诉我的人也会是这样，“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 “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 （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⑩推想、推论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性，是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的具体的人性、人情。柯林武德说，自然界发生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人类历史的过程却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由思想的过程构成的内在方面，历史学家所要探寻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他们怎样寻求呢？“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那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 “把自己想入事物之中，使它的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而领会事物的个体性”。《左传》敢于运用合理的推想，如果把这类推想叫做 “浮夸”，这也是它对中国历史叙事的巨大贡献。 第三， 《春秋》文辞的特色是简，简要，简练，确实当得起 “谨严”的评语。 《左传》的文辞，西汉扬雄称之为 “品藻”，近人汪荣宝 《法言义疏》说， “品藻，犹云多文采”；东晋范宁 《春秋谷梁传集解序》的说法是 “艳而富”，艳是华美，富是丰满，意思比扬雄所说更为显豁，扬雄与范宁的评价可以用来作为对韩愈的 “浮夸”的正面的积极的说明，文辞从简要到华美、丰满，这也是古代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进展。《左传》的文采，一是叙述语言的文采，一是人物辞令的文采。关于前者，《史通·杂说》赞扬道：“《左氏》之敘事也……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之卓绝。”正是对 《左传》 “浮夸”之文的极高赞美。关于后者，刘知几说，“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对比一下 《谷梁》和 《公羊》，如刘知几所说， “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同样的人物的言论，到它们那里文风就与 《左传》完全不一样。再对比《国语》，不少地方与 《左传》文字大体相同，显然是依据了相同的原有文本，只是 《左传》的加工明显地较 《国语》要精细。《左传》中各种各类人物的言语，与作者的叙述语言，有着甚高的一致性，可见它不是简单地照录原始材料里的文字。梁启超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左传》文章优美……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显然作者对于他所依据的成文，是做了颇大幅度的琢磨润色。例如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卻克受伤，给他驾车的解张激励他坚持， 《国语·晋语》的记载为解张的独白： “郤献子伤，曰： ‘余病喙’。张侯御曰， ‘三军之心在此车矣，其耳目在于旗鼔，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祗以解志。’乃左并辔、右援枹而鼓之，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左传》则记为两人的对话： “卻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 ‘余病矣！’张侯曰，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 ‘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 车，子 岂 识 之？然 子 病 矣。’张 侯 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激烈战斗中两人的对话，谁能听到？处理成这样的对话更有现场感，需要记述者很强的想象力，这给后来的史书乃至小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左传》里人物的言辞，成为后世一些文体最早的雏形，例如，僖公四年楚成王的使者与代表齐桓公的管仲的对话，成公十三年吕相代表晋厉公宣说的 《绝秦书》，被 《文心雕龙·檄移》当做用于征讨的檄文之先声： “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说秦穆公， 《文心雕龙·论说》： “说之善者……烛武行而纾郑”，那都是经由 《左传》由口头话语变为精整的书面文字。 《左传》与 《春秋》相比，实现了叙事艺术的飞跃，《文心雕龙·史传》篇说 《左传》 “创为传体”，即创立了成熟的叙事范式，在全世界古代的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中， 《左传》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本文原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５３卷第１期 本文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１１８＆ＺＤ０７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