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梁鸿熟悉而陌生：文学批评家、教授，非虚构作家和小说家。许多年前，我曾经说我很想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学院知识分子那样，教书、研究和写作，写论文、写散文、写小说。这个理想中，当然也包含着以专业的方式介入现实的念头。我一直以为，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著述，还在于他们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或作家的羞愧之处。一个人文学者，如果失去对现实的人关怀，不仅会失去人文学者之于现实的价值，也有可能失去历史的意义。我无法预测梁鸿能够走多远，但我对她的努力和成就怀有敬意。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小范围聚会上，说到我的拙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梁鸿说她在写非虚构作品。我没有在意她这一句话，还鼓励她集中精力做好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我认为梁鸿的理性、历史感、问题意识在他们这一代批评家中是突出的。我们是在一间工厂车间改造的餐厅里午餐和聊天的。在有点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这间餐厅残存了许多特定时代的痕迹。据说这是北京的一种“时尚”。不久读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然后是《神圣家族》；接下来是我们现在读到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梁鸿跨越了文类的边界，文本的体积也在增大。——无疑，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写作并不始于梁鸿，梁鸿和许多有才华的写作者一样显示了她多方面的才华和可能。梁鸿角色转换的意义是什么？梁鸿的独特意义是什么？我回想起那次聚会，意识到当时的梁鸿身在北京，已心在“梁庄”。
    当我把梁鸿的文学批评、非虚构文本、小说文本等不同类型的书一起堆放在案头时，我想到的问题是：有无可能基于这些文本讨论作为“整体”的“梁鸿”？
    二
    《中国在梁庄》发表之后的这些年，梁鸿本人有不少关于自己写作理念和文本意义的阐释。当她在面对读者面对自己的作品时，她显示了作为批评家的独到之处，她对理念、技术的解释游刃有余，这些都可以视为“副文本”。但在阅读梁鸿时，我更在意她写作《中国在梁庄》之前的文学批评中对许多现在看来与她的创作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理解。这里的差别是：之前关于“他者”的解释，可能更让我们了解梁鸿的“初心”和非虚构、虚构文本生成的“心理机制”；之后关于“自我”的阐释，则是基于文本产生的已经选择和修饰过的表达。如果我们把梁鸿的写作视为“整体”，她的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联，则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
    在梁鸿的文学批评中，《“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或许是我们进入“梁庄”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我未必完全赞同“重返现实主义”就意味着当代文学理论转向的判断，当代文学转向中“现实主义”并未离开，变化的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但是，梁鸿在对“重返现实主义”现象和相关作家作品的研究中，阐释了她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而这些理解正是她进入“梁庄”的理论准备和“初心”。
    梁鸿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的“文学性”与“现实性”始终没有相对科学和理性的认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在批评、文学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合谋下，技巧、形式、语言、审美等文学的形式本质被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而文学的物质内容，即它的历史属性，却从‘文学性’中被完全清除出去。”[1]这是反思“纯文学”思潮时很多批评家和学者持有的基本观点。梁鸿认为，这一“确立”和“清除”导致的问题是：“第一，把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历史属性对立起来，在此意义上，把文学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对立起来，并且形成隐性的等级秩序，这使得文学较少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进行时的跟进和思考；第二，把中国当代资本改革所产生的现代和后现代心理当作文学的本质内容，因此，对知识、制度、深沉、严肃等的解构主义成为文学最深刻的意义，这直接产生了对历史、道德、社会和文化的虚无主义，以此种方式‘介入’社会现实，只有颓废的伤感，很难产生理性的建构。”[2]在这样的表述中，梁鸿清晰的呈现了她的理论主张和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与重点：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相互关系中理解“文学性”与“现实性”；文学需要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进行时的跟进和研究，不是以“颓废的伤感”，而是以理性建构历史、道德、社会和文化的意义。
    回溯梁鸿文学批评中的这些理论主张，让我们进一步靠近了“梁庄”周边的田野，在这片田野上，梁鸿已经踏出一条泥泞的小道。“现实”是“宏大”的，梁鸿要“介入”的“现实”是什么，关注的中心是什么？在下面这段略长的文字中，梁鸿的“梁庄”已经呼之欲出：
    “可以说，作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在时’集体失语是当代文学最大的症候之一。以笔者长期关注的乡土小说家来说，无论是贾平凹、莫言，还是李佩甫、阎连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成名初期对乡村改革和乡村现实的关注热情，转而进入了对乡村历史和发展史的抽象叙述。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嬗变、痛苦与生存状态，这些作家几乎没有书写，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缺失，也为读者和批评家所诟病。这是其一；还有一点，即使作家对乡村现实的想象，也显得非常虚假、苍白，没有击中现实的内核。2002年《中国农民调查》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可以说是对作家乡村想象的最大打击，虽然它的成功并非在于文学意义，但是，它告诉作家一件事，乡村现实所蕴含的残酷和苦难远远大于作家廉价的虚构和坐在书桌旁的空乏幻想！其次，作家逐渐成为一个与思想无关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不在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关怀、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心等，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必须的品格。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作家对自己的基本定位，这种定位有它的道理，它表明作家对文学的审美属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却也把作家与文学排除到人类精神之外，而后者曾经是文学最根本的属性之一。”[3]
    当我读梁鸿这段文字时，我甚至认为梁鸿作为“梁庄”之子的身份远远大于梁鸿作为批评家的角色。她的《艰难的重返》可以视为她的精神“自序”。她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嬗变、痛苦与生存状态如何进入文学，文学以什么样的想象方式呈现能够击中“现实”的“内核”。在这里，梁鸿心仪“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所引发的巨大反省，也表明梁鸿的写作触及了公共领域的问题，而很多读者和学者也肯定了梁鸿在这个角色中所具有的公共关怀、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心等品格。但就梁鸿与文本的关系而言，我更倾向于把梁鸿视为人文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内在构成是“梁庄之子”。梁鸿写了“梁庄”的诸多人物，在那些人物的身上和内心，我看到了梁鸿自我痛苦和矛盾的折射。如果说“梁庄”有一个轮廓，我觉得那就是梁鸿的脸庞。
    梁鸿对乡村叙事的失望和问题的确认，让我感受到梁鸿批评、非虚构、虚构文本中的疼痛感。在创作《中国在梁庄》等作品之前，作为批评家的梁鸿和作为“梁庄”之子的梁鸿是“互文性”的，在创作《中国在梁庄》等作品之后，作为作家的梁鸿和作为“梁庄”之子的梁鸿是“互文性”的。或许梁鸿是无意识的，但这些论述无疑是建立在“梁庄”这个具象而非抽象、现实而非虚构的基础之上的，梁鸿关于“梁庄”们的经验渗透其中。当然，无论是贾平凹、莫言，还是李佩甫、阎连科等，他们持续不断的创作表明他们的乡村叙事已经很难以“历史”和“现实”来区分。是历史中的现实，现实中的历史，抑或是历史与现实，也许不是重要的问题。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之后的《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也已经不是简单的“现在时”的乡村了。所以，我在阅读梁鸿时，感觉不能完全以梁鸿自己理解的“现实主义”的“要义”来解读梁鸿，否则会缩小作为整体的梁鸿的意义。
    三
    梁鸿对乡村叙事中的“廉价的虚构”和“空乏幻想”表达了失望。我在意的不是梁鸿对“虚构”所涉问题的的判断，而是认为正是她如此理解了一些“虚构”现象，才有了她后来的“非虚构”；如果纠缠于“非虚构”是对“虚构”的反拨，就不能理解梁鸿近几年转向“虚构”的写作，以及“虚构”和“非虚构”在梁鸿的文本中其实也没有明晰边界这一特征。即便是《中国在梁庄》、《出梁庄》，也无法做百分百的“非虚构”的验证。至少在我看来，《神圣家族》是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如果将“非虚构”夸大到是现实主义的最佳文体，那么其荒谬性便显而易见。当我把梁鸿的非虚构和虚构文本作为整体来阅读和研究时，我以为一些研究对梁鸿“非虚构”文本的理解存在误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梁鸿不赞成什么样的“虚构”，并由此转向“非虚构”。
    在谈到作家如何对历史和人民的困难进行“正面”叙事时，梁鸿批评了这样的“虚构”：“反观当代文学会发现，即使作家对历史和人民的困难进行正面叙事，当在重新进入历史场景是，作家也只是在一些常识性的历史基础上进行苦难展示，这一常识性的历史基础在文中充当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有固定结论的背景，其中的批判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就有的情感和情绪，没有更深层次的‘发现’。这可以说是另外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读者厌倦虚构文学的原因之一。”[4]梁鸿是在这个意义上以“非虚构”纠正“虚构”的偏差的。梁鸿因此说：“批评家并没有批评作家的虚构本身，而是批评作家这一虚构背后的观念化和虚假性。”[5]
    事实上，梁鸿并没有将重返现实主义视为进入历史和现实的唯一方法，她充分意识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对待历史和现实时的差异，而她自己选择现实主义则与她的理论主张、个人经验、文化心理相关。这不是排他性的选择。梁鸿这样理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关于“现实”的差异：“两者的‘现实’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涉及现实主义的另一核心概念：历史感。现实主义强调作家必须进入历史，必须在历史中塑造人物和环境，这一历史感并非对历史的全部分析或即时反应，也不是所谓的还原历史，而是体现在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意识，要有时间感和历史洪流汇集于此的左标感。这意味着作家必须进入历史进程当中并提炼出历史、场景或人的独特意义与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主义的‘现实’与现代主义的‘现实’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现实’的历史存在和典型意义，后者则侧重于‘现实’的抽象体验和哲学上的普遍意义；前者强调人与社会冲突的悲剧存在，后者则侧重于人的自我冲突与存在本身之悲剧。”[6]如果这样区分，我们当然可以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光正的光》中侧重读到“历史存在和典型意义”、“人与社会冲突的悲剧”，但同样可以在《梁光正的光》中读到“人的自我冲突与存在本身之悲剧”。因此，创作方法的差异在具体的文本中不是对立的，有时是交融的。
    事实上，梁鸿的文学批评也在不断深化或转向。她的《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是和《“重返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同样重要的文论。她认同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提出的“回到语文学”的重要性，言词不是被动的标记和符号，相反，它们是构成现实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梁鸿感兴趣的是萨义德对文学批评通向“人文主义”的独特界定：语言和自我身份。梁鸿的理解是，重回语言和言词，意味着重新进入语言所产生的民族的历史与时间之中，在对语言的探索中寻找历史；探讨语言的生成过程和使用方式，也即创新回到历史源头，去寻找遮蔽在时间深处的真相。这篇文章的核心表述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身份——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和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7]如此，语言和历史不再是截然分割的。这样一个认识，避免了她在《“重返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中可能出现的偏颇。
    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语言、形式、文体和现实、历史、意义就有了“整体性”，而不是以一种片面代替另一种片面。但我注意到，在梁鸿的顺序中，现实、历史和意义是第一位的，语言、形式和文体是第二位的。她所认同的“人文主义态度”首先是一种世界观，然后是文本的方法论。因为“生活在其中”，“自我”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变得十分重要，梁鸿不只是贴近，而是“生活”在“梁庄”中，语言、文体、形式是从“梁庄”内部的历史和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关系、揭示真相的一种形式，当这种形式和历史属性相融合时，“非虚构”这一文体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在我看来，梁鸿“非虚构”的意义首先不是文体特征，而是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文体。
    概而言之，梁鸿创造了象征当代中国的“梁庄”，改写了“非虚构”文体，也塑造了作为“梁庄之子”的“自我身份”。
    四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梁鸿精神世界和文本世界的“疼痛感”，正是这种疼痛感让梁鸿有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乡愁”，并且在遍地弥漫的“乡愁”书写中脱颖而出。我想，关于梁鸿“非虚构”文本中的“乡愁”已经有了很多的阐释，也许我们需要关注作为“方法”的“乡愁”在梁鸿那里意味着什么，又如何与她的重返现实主义、回到语文学相关联。
    梁鸿有一本专门研究阎连科的《受活》与“中国想象”的著作《作为方法的“乡愁”》。梁鸿对阎连科《受活》文本的分析是独到的，而她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也值得我们注意，即把“乡愁”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当我视线从阎连科转向梁鸿时，我发现，在梁鸿那里，“乡愁”既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方法。无论是《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还是《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都显示了“乡愁”作为一种方法对梁鸿的重要性。
    就像梁鸿意识到的那样，“乡愁”这一词语包含着过多感性的成分，伤感、追忆、美化、怜悯等，把“乡愁”作为一种方法，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背向现代性发展的方向，这一“背向”会带来单向度思维的可能性，会形成二元对立的态势。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书写“乡愁”的文本在以“回退”平衡“进步”、修复“进步”的“疾病”的同时，也显示了其消极的意义。梁鸿试图让这种“消极”变为“积极”。梁鸿以历史的、理性的姿态重新处理了“乡愁”：“在这里，‘乡愁’不只是一种超越于时空的情感存在，同时也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生物。所谓的‘乡愁’是在现代发展观照下的‘乡愁’，只有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才能考察它所代表的时间维度和心灵指向的深层原因，‘乡愁’才有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性。”[8]正是这一现代性的维度，让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不是对一种生存方式和一种感情的回溯，而是出现了“乡土中国”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如果仔细理解梁鸿作为“方法”的乡愁，我们就会发现，其要点与她“重返现实主义”和“回到语文学”的主张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梁鸿看来：把“乡愁”作为方法意味着以此出发，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种种；重返“乡愁”，是重新思考“乡”在中国生活的独特意义，思考“乡”的内部生活样态，挽留住乡村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另一半：文化、道德和家；与此相关，以“同情之心”回到民族生活的内部，与人的情感、道德和生命感受相联系，成为观察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在这一过程中，以“乡愁”为起点，要求作者和批评这关注自我的身份及自我身份的历史之规定。
    在这个意义上，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光正的光》是“乡愁”作为方法，同时又作为问题的产物。
    五
    梁鸿是有着远大抱负的，她的抱负正渐次展开。
    在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中，梁鸿思考的大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是否已经失去了“总体生活”的历史性与象征性，是否失去了“中国生活”的史诗性和隐喻性？在这一思考中，梁鸿寻找那些在中国社会生活多层次分化后，尚未浮出历史地表的那些“人”和群体及生活场景。由此，梁鸿试图以人文主义精神去承担并体会这些“人”的内在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现这些“人”的位置，并在文本中呈现出来。因此有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光正的光》。后者和前者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在“历史属性”上是一致的。
    梁鸿也试图在这样的思考和写作中重新处理主体与历史的关系，重塑自己，以“乡土中国”重写“中国”。梁鸿曾经以诗性的语言抒怀：“我们应该在文学中恢复这样一种广阔的激情，恢复爱的能力，恢复对‘中国’这一名词的爱，抛开现实政治、世俗性对它的干扰，寻找到纯粹的存在。”“这是一种将全部的灵魂奉献给与自己相关的大地、山川及故乡的一切时的冲动，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爱与恨的交织，民族与人类的呼应。”
    这当然是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恢复。在这样持续的思考和恢复中，梁鸿会不时产生新的痛苦、困境与可能性。而新的可能性或许是参照“梁庄”而又告别“梁庄”。梁鸿近作《梁光正的光》与其说是“梁庄”的延续，毋宁说是“梁庄”在“再生”中告别“梁庄”。
    六
    我这篇札记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梁鸿依然在“梁庄”，但梁鸿已经出“梁庄”。
    【注释】
    [1]梁鸿：《“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灵光”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5页。
    [2]梁鸿： 《“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灵光”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3]梁鸿： 《“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灵光”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7-8页。
    [4]梁鸿：《“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灵光”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5]梁鸿：《“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灵光”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6]梁鸿：《“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灵光”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7]梁鸿：《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重回语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7页。
    [8]参见梁鸿《作为方法的“乡愁”》之“绪论”，中信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