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这部“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清代学者王鸣盛语），毛泽东主席曾经十七次批注。全书294卷，300多万字，历经19年编辑完成，所记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前后共1362年。
    司马光，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宰相，一部气势恢宏的《资治通鉴》亦在他的主持下诞生。《宋史》（本传）这样介绍：“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对于《资治通鉴》这部经典，逐页翻读，一日一卷，大约十月完工，持之以恒，谈何容易？那么，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简便的方法，展示历史给我们的智慧呢？回答是肯定的。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唐史研究专家，研读《资治通鉴》数十载，在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新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2016年8月版）精心选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个关键点，讲述三家分晋到大唐盛世终结的中国历史，以现世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精髓，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探究修身齐家、经世治国之道。
    在“导论”中，张先生讲“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就是我们学《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我们读《资治通鉴》要力争达到的三重境界”。读《资治通鉴》，看看一个国家的统治秩序是如何建立，并有效运转或失灵的，探讨个中原因。捧读张著，两点心得可供分享。
    一是管理的角度，“人”的关怀。谈到管理，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会是泰勒（T. W. Taylor,1856-1915）、德鲁克（P. F. Drucker,1909-2005）这样的西方管理大师，其实《资治通鉴》可谓一部管理大全，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管理学。在《<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中，作者评析这些管理故事，特别注重“人”。比如在分析智伯覆亡的原因时，强调智伯缺乏领导力，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而“安排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是领导者的能耐”。再如分析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时，强调用人，认为“刘邦有双好眼睛，能识人”，“不拘一格任用韩信、陈平，是刘邦领导力最集中的体现”。而且，作者这些精到的分析，在本书的“边栏”中一目了然，每一讲的末尾也标明了参见《资治通鉴》的相应卷次，方便读者回溯原文。
    二是对比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百代都行秦政法”，作者评价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认为“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跟西方发展不一样，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在谈商鞅变法同时，将其与雅典城邦的梭伦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进行对比，指出“梭伦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注重工商业的发展；商鞅注重战争动员能力的提升和农业的发展。雅典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于权力的制衡，公民权利的保障；商鞅变法，注重中央权力的集中，社会管控能力的提升，不是制衡，是管控。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无论是西方的改革，还是东方的改革，都是打破贵族血统制，不按血统来”。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读史使人明智，《<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可以启迪人生智慧，开拓心胸，开卷必将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