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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2012年算起。 倒退203年，上帝让这个动摇自己权威的孩子诞生了。但与我们“必先苦其心志”的想象截然相反，上帝同时还赐予了他一个富裕的家境和游手好闲的机会，他是一个好知上进的富二代。达尔文轰轰烈烈的远洋考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没有物质的担忧，当然也有许多众生清贫的伟大科学家，更有为了真理而死于火柱的炙烤；可达尔文是幸运的，在嘲讽与嘘声中，人们只是不友好地在他的画像上添上了一根戏谑的猴尾巴。 倒退153年，这本当时还被认为是谬论的著作诞生了。尽管书中的一些结论在如今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可在当时却在混沌的湖水上惊起了无限的波澜。当上帝与达尔文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人们纷纷倾向了那个千百年来给予安稳依靠的人。科学探索如同开荒拓路一样，当我们渴望远方土地的富饶，那就必须舍弃现有的安乐家园。探索意味着风险、意味着质疑，需要承担更多不必要的责任。本能的反应使人们趋于现状，安于现有的精神依靠——这也许就是科学理论只有在时间的打磨下才能成为科学的原因。对于不可知，成大事者往往有一份不拘与随兴，热爱是他们的唯一动力。至少我认为这些品质在达尔文身上展露无遗。 倒退115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甲午海战战败，严复将此著作连同战败的羞耻与彷徨带进了中国，也就是我们历史书上十分熟悉的《天演论》，达尔文在中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严复译作的推动。严复对于此作并非单纯直译，还针砭中国之现状发表评论。科学著作在有目的的安排下成为了政治利器、思想利器，这一举动有利有弊，一旦译者刻意扮演成一个再创作者，偏离或片面放大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这又确确实实是近代中国一声振聋发聩的惊雷——相比人类的诞生是出自上帝之手还是演化于单细胞生物，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更为关注自身存亡与国之兴衰。时代性是《物种起源》的又一烙印，是它所承担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对于他特殊情感的原因。但究竟利弊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50天前，我作为一个高二新生选修了生物。介绍到生物进化论时，除了“……的奠基”、“做出了……巨大贡献”诸如此类的肯定与赞扬之后——短短几行字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局限性”。有时科学之路多舛得就像一出张力十足的戏剧——当全世界甚至上帝都站在对立面的时候，他发出了声响；两百年后当他得到了时间与世界的几近全部认可之后，大河之中又跃起一个闪着真理之光的浪尖。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真理就像挤牙膏，你可以越挤越多，但决不可能挤完。那残余的“一点”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局限，人类可能永远不能像大自然一样无限，但在无限接近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超越动物本能的喜悦。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赐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吗？暂且可以。 时至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缺少知识的时代。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富有，某时某地我们会深感自己的贫穷，一种信息时代的贫穷：我们可以不读原著，直接背下“自然选择”“弱肉强食”此类精度概括的四字短语；可以腹中无五车诗书，鼠标点击复制粘贴完成五千字的论文。但这是知识的泡沫，真理的无用复制。当我们找到一个“上帝”便停止追寻时，无疑是陷入那个百年一轮回的怪圈，将前人织成的棉线纺成了一个没有袖子，颜色乱七八糟的毛衣。 那么，我也可以不自量力地再当一回“严复”吗？真理的的漫漫长途，历史车轮的滚滚而来，滚滚而去，我想说优胜劣汰在知识的创造中同样适用，我们要当一个生存者、开拓者、胜利者。科学如同自然一样永恒的存在着，他充斥着唯物主义的残酷，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诗意而娇艳的美，令人可敬可爱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