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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先生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剧目，在台湾和大陆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今演出的剧组也不计其数。这部话剧在各种演绎下，真正地表达出了“一方小舞台，万千大世界”的艺术效果，今观彭维熹导演的《暗恋桃花源》也有同感。 “暗恋”和“桃花源”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剧组，在同签订的剧场上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因演出在即，双方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彩排，便成就了一出古今悲喜交错的奇观。“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因战乱在上海相遇、相知、相爱而又就此离别，其后两人都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在四十年后才得以重逢，而此时他们都已各自为家多年，云之凡闲居带小孩，江滨柳已病危临终。“桃花源”则是一出古装喜剧。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底本，重述了一个喜剧故事。武陵人渔夫老陶之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并合谋逼老陶离家出走桃花源，而待到老陶沉醉桃花源多年回到武陵后，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正是这悲喜交错的舞台剧幕，展现出了台湾当时的种种生活情态，展现了大千世界的万种现象。 而今，由彭维熹导演，姚忠瑞、谢眺、郭钟锐、杨彬、张艳群等演绎的《暗恋桃花源》没有在原剧上作较大的改动，剧中的思想性依然在人物形象和性格上得以体现。话剧是一喜一悲两个剧组交叉，但我认为这是一部悲喜合成的悲剧，作者和导演可谓别具用心。小小的一方舞台上展现出的万千大世界的万象是悲哀的，这种“悲”的背后是希望接受者要有自己真正的“桃花源”。 “暗恋”以浪漫的爱情场面开场，给人一种和谐的美，同时也为悲剧奠定了基调。在这段“约会”逐渐展开的同时，作者和导演的思想便开始在江滨柳和云之凡这两个人身上展现。一句“回家真好”牵引出了剧情的时代背景和日本侵华的控诉，恋家而又不能回家的情感静静地涌进观众的内心。江滨柳和云之凡皆因战争而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相遇上海。“回家”勾起了江滨柳的念家情结和爱国之情。是战争让国人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四处躲避，是战争让相知相爱的人无奈而痛苦地分离。江滨柳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对新中国的期待，对历史的记忆，是老一代人的切身体会，是编剧和导演给当代观众打的一针强心剂。物质生活的丰裕是不能淹没国耻的，居安思危，我们的血管里留着同样的血液。“有些东西是无法忘记的”，这是云之凡胜山高胜海深的爱的关怀也无法抹去的，踩着无数先驱用脊梁铺就的这片天地，我们没有理由让沉痛的历史在精神世界离消失。柔缓而深情的音乐，便是导演温馨而沉重的告诫。剧中的“导演”不满意“江滨柳”和“云之凡”的表现，愤怒地要求重拍，这是因为“导演”亲身经历过那段沉痛的历史，经历了那段苦恋，他想通过拍戏去找回失去多年的心灵的慰藉，找回自己的那片“桃花源”。然而现代社会里出生成长的演员根本无法理解、体会，他们不能进入真正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的心里已经让那段国耻被尘封，这比江滨柳与云之凡的别离更加悲哀，这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真正“悲剧”。编剧和导演不仅通过江滨柳来表现国悲，更是通过“导演”这位真正的江滨柳来提醒接受者应该有自己的“桃花源”。然而，彭导演在剧中对原剧离两处台词的改动不是很慎重，“淡水河”的历史意义是“湘江河”的亲切感永远无法代替和比拟的。 当这种“悲”正在随剧升华的时候，“桃花源”剧组插足进来，让“悲”转换为“喜”。然而两个剧组的争执不休，幽默的情调，戏剧性的变化并非真正的喜，它是一种更大悲剧的开始。混乱的场面就像纷乱的世界，编剧在营造这种乱时以台湾的社会状况为背景，而导演营造的乱则与编剧在另一个点上合成一条平行线。他们营造这种乱无疑是想从乱中寻找一条线索，将“悲”藏在“喜”中，让“喜”中暗存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入现代人的心脏，将“悲”很自然地嵌进接受者的心灵世界。老陶滑稽的动作，带进一种喜剧风味，春花与袁老板的出场更是将喜的浪潮推向更高的高点。这正是编剧和导演的用意，这种喜是另一种悲。表面上看，懦弱的丈夫有苦难言，言不达意，三者又都不言而明，这种混乱在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是给了观众一种“喜”，但编剧设置这种“喜”是在表现当代婚姻家庭的一种悲。丈夫软弱，妻子不忠，外人色欲熏心，从而家庭失和，各自为利而欺骗、背叛，这是喜吗？这是悲，当今社会人伦的悲。袁老板的小恩小惠和花言巧语让有夫有家的春花倾心，背叛夫君，私通犯科；深爱妻子而又怨气十足的丈夫又怕失去妻子而不愿捅破那张早已破裂的纸。编剧和导演以今入古，又对现代这种悲哀的人性作了嘲讽和批判。这种现代婚姻中女性势利而轻情的观念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明的悲剧，和古代的男权主义无何区别，这是一种观念的悲哀。 面对这种悲，编剧设置了老陶在现实无法转变的情况下，被逼离开，像陶渊明一样去寻找世外桃源，一片心灵和精神的慰藉。淡蓝的灯光逐渐变为淡黄，由晨光开始，老陶便不惧激流，带着寻找“大鱼”的希望向上游撑去。 当这种悲在喜中快让观众忘却的时候，编剧便让这一幕嘎然而止。“暗恋”剧组打断了喜，重新回到悲。从悲情的二胡声中将观众又一次延续着悲，不能忘却。下面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呢？编剧和导演始终让这方小舞台展现着大千世界的万物之态。江滨柳病重于床，云之凡送的围巾再度勾起他的遗憾和痛苦。然而无知而纯真的护士与江滨柳格格不入的对话，又引起一幕闹剧，闹后依旧是一种悲，新时代的女孩无法体会老一代人的情感观念，两个时代的人无法逾越着一条鸿沟。正是这条鸿沟又将悲剧延伸。江滨柳对云之凡始终念念不忘，在生命的最后登寻人启事，期待着这份苦等几十多年的恋情重新相遇。而女护士却连一周前分手的男友面貌都想不起来，这种两代人爱情观念的对比是怎样的一种悲。江滨柳悲在苦恋不来，而女护士却悲在漠视被世人称为永恒主题的爱情。这种毫无责任心的爱情观也是当代社会发展下产生的，这依旧是一种文明的曲解，这种虚伪的社会将是一种不和谐的基调，这种情感观将使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的链条断裂，这种幼稚的心理将是一种民众心理的弱化，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将决定着这个民族走向一个黑暗的低谷。 江太太对江滨柳关怀倍至，而江滨柳却置若罔闻，心中恋着的依旧是那四十年前一别未见的云之凡，梦中梦到的也是云之凡，这也是一种爱情之悲，这依旧是一种婚姻观念造就的悲剧。爱与被爱的爱情心理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遗恨与悲哀。这种旧时代的婚姻观念对女人是悲呢，还是对男人是悲，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编剧和导演就是通过江太太的祈祷与江滨柳的梦境的对比，将这个问题展现给观众，引起一种新的思考。 当然，悲在此幕中更体现在江太太口中的韩大哥身上，虽然只是简单提及，但编剧却是用心良苦。韩大哥与江滨柳都是大陆人，因战乱而到了台湾，最后却因为海峡两岸关系而无法回到大陆，同一个民族却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沉痛的隔阂。这不得不使人想起余光中先生《乡愁》中那种恋家却不能回家的悲情。而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的逐渐得到和平的缓解，韩大哥能到大陆了，所以总往大陆跑，哪怕就是去吃一顿大餐就回来，这是喜啊，这是悲后之喜啊。但因台湾始终没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依旧有很多人无法回到大陆的怀抱里重温母怀之暖而有变成了催人泪下的悲。一家人始终不能和睦地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幸福地享受晚宴，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这是历史的悲剧。 “导演”再一次叫停彩排，因为表演无法达到他想要表达的效果，他再一次痛苦地回忆起当年的兵荒马乱，再一次陷入战争崛起的大坑。而演员们则认为他要求太高，且工作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可谁又能真正体会到他的那种爱情与国情交叉的感受。现代人忘却了那段沉重的历史，这才是编剧和导演所要表达的悲。 老陶继续撑船而上，继续寻找有“大鱼”的地方，这“大鱼“便是他所追求的“桃花源”。但令他无法预料的是他找到了桃花源，并在现实与梦幻的误会后沉浸了桃花源的欢乐中，然而这并非他真正的“桃花源”，他要回去找春花，把春花也带到这个地方来，这才是他想要的“桃花源”。可是回到武陵，春花和袁老板已成家生子，他的“桃花源”又消失在那江水的尽头。他痛苦、无奈，他争取、追求，可是他始终没有进入他的“桃花源”。这是老陶的悲剧，这也是作者要表现的悲哀。台湾混乱的社会秩序中，有序却无法使人找到心灵的“桃花源”，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下的一种爱情观的悲，人性之悲。 “暗恋”与“桃花源”两剧组同上时是全剧的高潮，是混乱的高潮，同时这也是悲喜结合成悲的高潮。陶渊明的文学被现代人糟蹋得支离破碎，文学变成一种商业性的东西而没有深刻的内涵；现代人无法理解民族的危难与耻辱，无法理解那种真挚的情感；医院不停催着江太太缴费，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这些难道不是悲？编剧和导演就是想让接受者理解了这小舞台上的大世界后，懂得这种“悲”是两个剧组表现的共性，而其悲喜的表现风格又只是各自的个性。今人的精神荒凉，寻找“桃花源”却又在毁灭“桃花源”，在喧闹杂乱的世界里，编剧与导演无疑是想把悲和悲的缘由展现给观众。 然则悲喜交结的悲在喜剧中又充满着摆脱这种悲的理想和愿望。那个一直在寻找刘子骥的陌生女子，她生活在现代这喧嚣和杂乱中，心灵与精神的空虚，让她一直在毫无头绪的寻找刘子骥。而刘子骥则是陶潜《桃花源记》中最后提到的人物，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代表着一种理想与希望，他就是“桃花源”，所有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桃花源”。但那位陌生女子一直没有找到，在她慌乱的寻找中始终找不到。希望成失望同样是一种悲。 全剧当中，编剧与导演主要就是想通过悲喜交加成悲，想通过这一方小小舞台给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观众一个“桃花源”。这个“桃花源”就是不要酿成剧中乃至现实当中的悲；这个“桃花源”便是现代纷乱文明当中的一种精神的清醒、精神的亮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