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体现民族性。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构建，要坚守中华文化本体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使当代文论体现出特色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思想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当代文论建设，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论资源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当代文论与当前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强调文论的民族性特征，不是要排斥世界优秀文化、文论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我国文论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现实。因为，只有解决好民族性问题，才能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只有把中国实践总结好，才能有更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 第二，体现原创性。当代文论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文论，也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文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文论学科、学术、话语和价值体系，我国文论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文论体系的构建，应该以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特别是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分析研究，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文论的着力点、着重点。 第三，体现系统性。当代文论要特别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体现出文论的系统性。在解读中国文化实践、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然而，当前我国文论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此，要善于从文艺创作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文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融会了当代中国经验的“大文论”话语体系。 多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文论如何建构、如何发展的讨论，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语速滑快，观念凌乱，其中话语空转、思维倒悬的现象在在有之。愚意以为，无谓的争论、虚假的观念构建、空洞的言语机锋、一味地跟在他人后面学舌是没有意义的，切实可行的则是回到历史与现实的经纬度上来，回到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和文艺理论批评的事实语境中来，立足自我、面向现实、守正创新，庶几才有可能步出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惑、重重迷雾，才能规避、戒除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完全无效的纯粹原则与理念构想、规划行动策略，少做空洞浮泛之想，少为英雄欺人之语，切切实实地进行一些深度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学理性反思，扎扎实实地开展一些贴近现实国情、贴近本土文化、贴近人文诗意、贴近具体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阐述，此之为立足自我、面向现实、守正创新。在当今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中，我们应该对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一曰立足本土。在这方面，要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为意识，礼敬传统、弘扬传统，注重发掘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精华，以克服当代中国文论中的西方文论话语霸权现象，突破思维和观念建构过程中的唯西倾向。有无结构与体系，一直是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分歧很大、争议不已的问题。中国传统文论有无结构？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文论“概无统系”，是经验的、直观的、模糊的，缺乏理论性、逻辑性、思辨性、分析性、系统性，至多是一种“潜体系”。基于此认识，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中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以西释中”的解释传统与思维定势，以西观中、以西解中、援西入中等西化方式便成为常态性思维定式。比如，陈钟凡“以远西之说，持较诸夏”[5]；王国维之“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6]；杨鸿烈之“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7]等等，无不如此。从而，在西方理论具有“元理论”性、“普世性”，而中国文论仅具“地方性”、“特异性”的认识之下，中国传统文论被纳入西方的现代学科体系中，不以体系胜的传统文论被体系化为西式文学理论，以西方的概念框架剪裁中国文论，将中国文论牵强附会于西方的某种理论，将中国传统文论的范畴、观念从具体的文学史、文论史和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把中国文论变成西方理论的注脚。从史学建构的角度观察，中国传统诗文评确实面临着历时维度的结构性建构即体系化的困难。然而，从共时性看，诗文评自有体系，这种体系当然不同于西方文学理论的体系与结构。中国文论范畴具有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的多功能性、范畴间的关联性、概念衍生性，从而形成概念家族；有美感意蕴、情感性、意象性、虚涵性。但是，中国文论并非只有体验而没有分析，只有具象而没有抽象，只有直觉而没有理性，只有体悟而没有思辨，只有模糊而没有确指，而是二者之间的结合，追求的是相互之间的间性与张力。中国古代文论之理论范畴有自己的分析性、思辨性、逻辑性、演绎性、系统性，并且有自己的体系结构，只不过其与中国传统言说方式之“象喻”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已。中国文论的体系性，实际上是在“道”这一逻辑原点和“文”这一核心观念的统领下，形成了天、地、人这一系统框架，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并且通过诸如现实、作家、创作、作品、品评鉴赏、功用与通变等环节，在一种笔者称之为话语的相似性与思想的稳定性、理论的连续性中，滚雪球似地发展演变过来的，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统与文脉。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有着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方法，亦不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并且有着自身脉络清晰的体系，只是在体性上不同于西方的而已。中国文论是与西方文学理论具有文化差异性的学术语言系统，在致思方式、话语方式和理论的具体形态方面都有重大不同。不认同这一点，我们便无法想象中华文统、文脉何以生生不已，何以经历几千年历史风雨而延绵至今。但是，在过往的中国传统文论研究之中，由于缺失文化自信，我们往往依据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材料进行选择性书写，疏离了中国文论的本真事实，以致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被“以西解中”“援西入中”所左右，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文论在现实中的合法性危机。当然，对西化倾向的克服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返古复古。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文论之间多方面的深入交流、对话与沟通，但是无论如何，对传统文论范畴、概念整理、解读的方法，则需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上来，需要紧密结合中国文论的元典精神特性和古人的思维方式，避免牵强附会或削足适履。在阐述中，我们应该尽力彰显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性与价值，改变裨贩跟风、移植对接的做法。研究中国文论，必须立基于中国文论的文化自性、特殊性的具体土壤，而不是从非我的、西方的文学理论中寻找支持，且视西方文论为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随意到处套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中西学术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可移易之事实，中国文论的生成与发展，也必须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尤其是中国文论的研究范式，需要借鉴与更新。 二曰面向现实。不管情愿与否，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和文艺现实势必有着无法超越的密切的关联性，一味地“不即不离”，甚而至于超然物外，放弃积极的介入态度，则只会雪上加霜地使当代中国文论成为话语堆积的死知识。从实践层面来看，应该使理论研究扣紧中国社会和文化、文学事实本身。就传统文论研究而言，我们过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西方理论统率下的由“杂”而“纯”的裁剪和去事实化的过程，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反向运动，即由“纯”返“杂”的回归事实的过程，我们应该对以往阐释、书写过程中对传统文论的结构性颠覆所造成的非事实化、反历史性的理念和方法予以祛魅、解蔽，而这一祛魅、解蔽的过程，恰恰与发现传统文论当代价值、增强民族美学自信在整体方向上是一致的。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第一、第二代学者，在向西方学习的大语境中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决定论和线性论等唯科学主义思潮，致力于结构系统性知识建构模式，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构，功不可没。但是，这种构建在一些方面却产生了结构性体系与中国文学历史事实的脱离，如批评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等的脱离。而今天，这种结构化建构正在受到解构的挑战，需要我们对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形态进行反思与修正，我们多大程度上可以传承传统诗文评的理论话语形态和古人的言说方式，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这种话语形态和言说方式与现代文论范式对接、融会起来，并且能真正实现传承创新之功，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系统结构之病，不在系统结构自身，而在于它不是从材料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是为观念框架先行之病，而要做到系统结构从材料中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首先需要充分占有材料，先入乎其内，然后出乎其外，进行理论上的解读、阐释、提炼、升华。在研究运思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深层规律性与内在体悟性的交融。如果我们于原始文献之散乱、餖飣前止步，或者将古人的批评文本仅仅作为过时的化石而随意摆弄，并且动辄随意纳入某种西学的模子，又如何能有效地建立起与传统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呢？我们强调古代文论研究要面向现实，无非是要求古代文论研究增强现实的维度和视野、当代文论建设要与古代文论展开思想义理层次的深度对话，以尽量做到使我们的阐述和结论既符合中国思想文化、文艺经验的历史真实，也避免进入同样脱离现实的纯粹复古的保守主义。 三曰注重文化语境。我们必须把中国传统文论和中国现当代文论看成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整体，充分正视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过程中古今断裂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这样讲道：“我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找到‘中国’。事实上，要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不是‘中国’的，很困难。可要寻找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共通的‘中国性’，寻找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所谓的现代知识转型中，如何保留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血脉，却更加困难。意料之中的质疑迎面而至：古今有别、古今断裂的观念似已深入人心，我研究的是否是一个假问题？我不断地质问自己，终于有一天豁然开朗：古今断裂还是古今关联，完全只是一个视界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古今的断裂现象，也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形态，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也是我国文论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8]应该说，这段话所体现的略带一些文化焦虑意识的观点，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具有普遍性，而所涉及问题的实质则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中的古今、中西关系，如何克服当代中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脱离本土文化语境状况，如何实现中国文论的传统资源与现代意识之间的相互衔接与融会贯通，如何通过树立与强化文化自信、文化自为意识来促进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等问题，而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语境来看，这些问题又无不与“文化自信”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思路，首先必须还原到中国文化语境中来，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交汇处发现各种论域和问题，以克服现代以来中国文论西化过程中往往把文学理论抽离于中国文化语境的缺陷。我们期望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在古今、中西文化意义上的视界语境融合。比如，社会历史批评亦需结合文本分析，而形式批评亦必考核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欲对本文语境篇章之义与文化语境、社会历史状况做充分深入理解，亦须进行循环阐释，由社会历史文化状况解篇章之义，再由篇章看社会历史状况，再由社会历史文化状况重新审察篇章之义。语境的循环，对于我们立足于文论与文学现实、美学与文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正确处理文论研究的各种关系，提供了符合时代特征的理性指标，可以解决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中的一些困惑。因此，把理论建设与艺术实践、美学与文化的关系纳入理论思考的基础性地位，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强调高度重视文化语境，但是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哲学和文论思想、审美意识在概念上是不相等的，文化、哲学的概念更广泛，而文论思想、审美意识的概念比较窄，前者可以包容后者，后者除体现前者的一般精神而外，同时又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因此我们既不能把它们从传统文化、哲学背景下孤立出来去分析，又应该警惕不能把一切传统文化、哲学精神和文化、哲学范畴都视为文论、美学思想和文论、美学范畴。 四曰凸显“人文魅力”。就人文含量与魅力而言，中国传统诗文评属于稀缺类品种，我们研究中国文论，不应该忽略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要立足于彰显传统文论中的人文真魅力。古代文论的诗文评体例，总体说来在展示其观照对象的人文魅力上是成功而有效的；系统化、逻辑结构化的现代研究体例在理论建构、概念陈说方式有其优越之处，但是用以阐述传统诗文评、传统诗词曲赋，往往会忽略、遮蔽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的人文魅力，使我们的阐述缺乏对研究对象之细致而入微的感性体验。这里存在着一个所谓“求是”与“致用”的矛盾关系问题。从文学原理的路径来看，“求是”研究要求不仅能提示古代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而且能揭示这些独特规律中普适性的东西；而“致用”研究要求不仅能揭示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所在，而且能由此进而揭示一般文学乃至一般艺术的人文魅力所在；后者立说的根据是“人同此心”，前者的根据则是“心同此理”。我们主张，文学原理不仅要揭示文学的“普遍规律”，而且还要揭示文学的“普遍魅力”。这不仅仅只是个方法论问题，同时还是个深刻的文化世界观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个生存论问题。因此，必须将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结合起来，因为概念、范畴的形成、发展与文学创作和批评亦存在着互动关系，并且通过具体的作品及其鉴赏表现出来，概念、范畴与体验、直觉以及与创作实践相互印证。人文之用就在于展示人文物事之“可爱”，以此而论，古代文论研究的最高目的就在展示文学本身的“可爱”与人文魅力。认同此点，确实有助于我们破除唯科学主义之执。展示人文魅力与揭示发展规律是辩证统一关系，其中存在不尽相同之处。揭示规律不妨按照“宇宙的尺度”将历史上的一切人文物事视为材料，供我驱用，这是历史、哲学研究范畴的看家本领；而文评研究中的展示人文魅力，则是按照“人的尺度”来观照一切人文物事。要展示文学的人文魅力，需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更有敏锐而深刻的诗性体验，需要将求其可爱与求其本真高度统一、融合在一个过程之中。把理论与体验结合起来，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才能在“心”和“理”上实现古与今、中与西的融合。这样，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史论之争、体系之争、体用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都将消失不见，和好如初。 上述四点，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整体性、多元性、连续性、关系性的思想，笔者的本意是主张理论之间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各要素首先是一个共在的生命体，它们声息相通相应；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机体；它们之间是积极的对话，是立足传统和历史、面向未来的商讨，是间性的存在。中与西、古与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科学与人文、史与论、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文学和文化等等，所有看似对立或相关的存在物，都不再是二元对立和简单相关的，它们是一个对话与交流的整体。当然，理解与对话是一个活动过程，对话各方也有自身的发展过程，且在理解过程中表象为不同的面貌，作为理解与视界融合的结果，我们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精义的探究，就不是一个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而且用以阐释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因而它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更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我们所能得出的任何结论及体系建构，也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阶段性的成果，而不可能是最终的、封闭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7页. [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3]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1、675页.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5]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第5页. [6]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7]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