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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如何传承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认知态度和思想立场上亦存在着非科学、反历史理性的问题，主要体现为：1.从政治异见的立场出发，借古讽今，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攻击为“强化集权政治”“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或者攻击为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大倒退。2.从“全盘西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立场出发，在古今中西文化关系上制造二元对立，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动辄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为“复古”。3.颠倒错置“马”“儒”关系，从“新儒学”的立场观念出发，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以儒治国”“以儒兴国”，而肆意提倡尊孔读经，并且借此而否定中国现当代革命历程中所形成的新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以及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4.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来否定、排斥优秀传统文化对于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资源价值意义，认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是绝对应该走西方“宪政”道路和全盘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而不是建构性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5.将20世纪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所有失误原因全归结为是传统文化在作祟，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文化敌意和思想阻隔。6.蔑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意义，并且动辄通过声讨、抹杀传统来掩饰、影射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反对立场。 互联网文化兴起以来，在互联网文艺和自媒体文艺方面更是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倾向性问题，主要体现为：1.否定和奚落、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文化和文艺建设的成就，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文艺政策与制度，宣扬只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才是中国今后唯一可选择的发展道路。2.攻其一点而不即其余，利用一些历史细节或枝节性问题，抹黑、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意义，质疑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主张只有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才是唯一的合法性依据。3.或从极右或从极左的角度，煽动、挑起思想文化事件、事端，撕裂大众的思想文化共识，或者说唯恐大众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共识，从而达到削弱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力量和建构力量。4.经常在网络和自媒体上散布一些未经验实的事情或事件，以丑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抹黑、攻击主流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力量。5.动辄以所谓“文学已经死亡”“艺术死了”等等骇人听闻的话语，通过“标题党”的话语行为来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以便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功绩。 回望历史行程，总结过往经验与教训，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与进步。在全球文化交融和思想、价值碰撞更为激烈的当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强音中，基于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及其在思想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当下的文艺理论批评需要承担、发挥重要的文化自信、观念整合、理论创生、价值重构作用。因此，系统地总结、反思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轨迹，整体上把握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批评的成就和得失，并且重点对若干影响了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进程的重要理论问题重新予以梳理和认知，比如文艺的社会功能定位问题，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社会学批评、阶级分析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以及如何重构问题，文艺理论批评中的话语权力问题，文艺及理论批评的思想和价值创化问题，文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及其重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大众形态化问题，古代文论资源当代价值之再发现以及如何转化问题，“西马”文论、西方文论本土化问题等等。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当下思想文化发展所呈现出的新趋势、新形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与时代高度上，对上述诸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度反思，矫正在以往行进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失，并且结合当下中国的现实重新定位文艺理论批评的思想航向与理论功能。我们认为，这对于当前文艺理论批评的思想深化和理论创新，确实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批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当下和未来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当下的文化、文论语境，是我们直接的思想资源，决定了我们的问题意识，并且给我们提出了需要解答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不断地进行认识和反思，历史的发展演进，社会意识与生活形态的转变，思想文化资源的不断增长，使得我们审视反思对象的角度、方式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样就能使我们对于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反思与当下的思想文化建设合辙接榫，从而成为一种鲜活的、反思性的思想创生和理论建构过程。我们认为，站在发展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学术立场之上，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批判性反思不足的情况，进行再反思、再批判，或曰反思之反思，实属必要。因此，针对当前文艺理论批评所面临的文化使命，以及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批评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我们应该对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观念演变、关键词转换、重大理论问题、热点问题及争鸣、阶段划分和特点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理论反思，并且力求对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各个领域和具体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从而深化我们对于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成就的正确评价，以及树立对其缺失之处的修正意识与勇气。历史是需要时时回顾与反思的，哪怕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但是，我们回顾、反思某一段历史，并不是要重新回到那个历史中去。因此，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重新“回到八十年代”的主张，我们并不能完全同意。“八十年代文学”当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验值得总结并扬厉之，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在理论批评方面出现的一些偏失也需要加以反思。因此，与其过度地沉溺于“八十年代”，倒不如以一种饱满的思想文化“通变”意识与“时序”眼光，来深度总结、反思“八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即使“八十年代”所代表的积极奋进的革新、进取精神得以承传，又能使已被社会发展所证明而需要革除、需要出新之处得以实现，这才是一种我们所需要的既体现历史与现实理性，又有社会与人文关怀的思想姿态。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层面而言，“文论何为”与“文论为何”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要对这一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有效性的回应，就必须深入地对诸如文艺与文化自信的互动关系、文艺在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和传播方面的作用、文艺在民族国家文化价值塑造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的功能等重要问题进行再反思、再阐释，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出与当下主流思想文化发展态势方向一致、符合时代精神和思想主题的理论建说。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在再反思、再阐释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与方法论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过程同时又是解决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文艺理论批评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意义被解构、功能弱化问题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唯物史观理论叙事功能之重建、现实性品格和批判性眼光之激活，亦将一并达致。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对中国现当代文论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导引、推动作用。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同时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三化”(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之确立，尤其是近几年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展、创新、深化的这一具有时代思想主题意义的命题之提出，确实给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和新目标，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新论域，需要我们系统梳理新时期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诠释的过程，并且接合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语境来分析这些研究、译介、诠释与现实需求的对应性及其影响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文艺理论思想、知识生产的层面，针对新时期以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方面出现的缺失性问题，重新思考、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而旗帜鲜明地提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价值立场、思维方法、拓展路径、学术旨趣，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之间的交互性思考，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和创新的新路径，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核心话语体系之构建。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价值体系，实际上始终处于话语调整和建构的过程中。文论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语境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密切相关，现实的变化必然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反映到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之中，这为文论思想、话语创新提供了现实契机和发展动力。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包括当代中国文论在内的我国的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反思当前我国的文论研究，原先的那套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新的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又没有及时、很好地建立起来。文论与现实相脱离、相脱节，文论面对变迁中的文艺业态、文艺观念、文艺实践、文化现实而“失语”“失踪”“失声”的情况仍十分严峻。与之相伴，由于文论与现实的疏离，我们作为专业理论批评者关注现实的意识有所不足，针对纷繁复杂的文艺、文化审美现象所表现出的分析阐释能力和话语建构能力仍显匮乏。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当前我国的文论发展，不仅需要克服与现实相疏离的缺陷，更需要面对来自生态环境、电子媒介、艺术化生存、消费主义、全球化等带来的巨大冲击。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同时也带来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使得文艺乃至社会文化同样面临着重大变革。如何应对来自生态环境、电子媒介、消费主义、全球化等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如何适应在文艺形态、文艺观念、文艺实践、文化现实等方面的重要变迁，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文论研究界的当务之急。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4]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三化”问题，对于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同样是一个关乎学科发展、深化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根据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大众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观念和一般规律，又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文艺、文化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共性”与中国文艺、文化问题之“个性”间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民族性”或“中国形态”特征。从历史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从现实层面看，近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艺文化领域的活跃状况、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等，都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进一步加深和完善中国化的进程，成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论“时代化”，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还必须具有“当代性”“当代形态”。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艺，同样，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之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在面向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实践之“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提炼出有利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元和谐、可持续发展、人们生活幸福的“文论命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众化”，说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它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立场。“大众化”在我国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源自“苏区”文艺、延安文艺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传统。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大众化”的内涵得以扩展，新的大众文艺创作形式，比如网络文学、手机短信、影视创作、动漫、新媒体艺术等等，正处于快速生长期，而新的文化理论批评，比如大众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图像文化、审美泛化、亚文化、狂欢与速朽体验等方面的研究，亦正处于观念与话语活跃期。由此，现实的文化、文艺景观尤其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众化”立场，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使文艺创作、理论批评走出“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把理论触角和批评眼光伸向新媒体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伸向大众文艺、大众文化，实现文艺理论批评与人民大众文艺、文化生产和生活实际的结合。由是言之，主张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实质上就是为了凸显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传播、理论批评的当代性、人民性特征。 坚持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也是当下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召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动学术进步；只有在正确的价值导向的牵引下，我们对问题的剖析和评说，才能准确而有力度，才能与时代的发展节拍保持一致。强调当代文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与对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关怀和当代意识的强调是一致的。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是指面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发展状况、文化思潮和社会文化现实进行提问的意识，是对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现象和发展经验进行批评实践时应该具有的分析和理论提炼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当代文论介入当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的话语实践之中，介入当代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图像阅读、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化现象之中，推动文论研究从一味的形而上诉求转向现实优先的关切，从思想游戏转向实践精神，从概念拼图转向问题意识，从理论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学科构建走向问题意识重塑。笔者认为，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应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重把握好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