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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规定性与隐秘生长 现在诗人和评论者以及那些微媒体上火热的参与者们都似乎对回到诗歌自身的问题丧失了耐心，这使得诗歌的讨论离本体越来越远，而诗歌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文本”和“片面诗意”。民刊的重要性在新媒体和个体化写作的语境下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些民刊创办的初衷、过程和现状，以及不同时期的文本和诗人的精神生活史显现出了新诗的内在成长，《大家》在2017年第六期“诗江湖”推出九个民刊的专辑，对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做了记录和梳理。 诗歌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不只与技巧有关，更与诗人的情感、经验、知识、想象力、语言能力从业“道德”甚至精神场域相关。从诗歌的可能性、创造力以及内在性来说，我们呼唤的正是“诗歌的探险家”，正如臧棣所强调的“我的基本态度是，诗人还是要有点探险精神”（《诗，作为一种生命的机遇》）。在当前批评界面向百年新诗整体性和宏大诗歌史的同时，也同样有研究者就诗歌的细部进行诗学层面的梳理、辨析，比如周伦佑的《现代诗的意象及意象类型》、西渡《当代诗歌中的意象问题》都深入探讨了意象的相关问题。牛艳莉则以“雪”的意象（场景）为中心，以微观化的切口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曙光、王家新、欧阳江河、沈苇、桑克、西渡等诗人在诗歌内蕴和技艺上的特征以及变化、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一个时期诗人的整体精神境遇、写作母题、思想旨趣和美学风貌（《“诗意”的拓展与“诗艺”的转型》）。沉稳的书斋型的新诗研究者则进行史料的爬梳工作，比如张立群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近40种徐志摩传记写作现状的考察以及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易彬对彭燕郊与施蛰存书信的钩沉、对穆旦“集外文章”的发现、讨论，姜红伟通过史料的搜集对海子热恋时期的10首“佚诗”的发现和考证工作，都对一个诗人的文本风貌以及一段诗歌历史的场域做了重要的补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也有诗评家对一贯的批评空白和短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和开拓，比如汉语批评家一直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母语和双语写作处于失语的状态，或者笼统地纳入到一般意义上的诗歌问题中去，大而无当，无的放矢。张清华则在对四代维吾尔先锋诗人的诗选《燃烧的麦穗》阅读的基础上对维吾尔诗人的创作进行了诗性而准确的分析，他的感受是具有代表性的（《“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2017年较为醒目的是一些长诗和主题性组诗的写作，如吉狄马加《献给妈妈的十四行诗》、柏桦《竹笑：同芥川龙之介东游》、陈东东《序曲》、梁晓明《死亡八首》、陈先发的“九章”系列、周伦佑《生死三帖》、谷禾《描述蝴蝶的十八种方式》、王久辛《蹈海索马里》、姚辉《欢乐颂》、剑男《春天十三章》、高春林《神农山纪事》、阳子《一块巨大的布》、安琪《凉山行》、王自亮《上海》、姜涛《在酿造车间》、蒋浩《夏天》、江雪《洛丽塔》、成路《活时间》、郑小琼《玫瑰庄园》、王琦《月牙泉》、马迎春《圣途》。刘立云的组诗《上甘岭》惊心动魄，“我认为，一个诗人的心脏理应更大一些，理应有一定的纵深感；跳起来，也应该更强劲。面对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如果我们的诗歌甘于沉默，或者只满足于抒发内心的孤傲和小情调，可能难逃苍白的命运。”（《回望一场战争》）为总结当下的长诗写作，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专门举办“新时代新史诗与长诗创作研讨会”，达成的共识是在史诗式微的时代诗人的总体感知至为重要，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已经失控的时代。欧阳江河一篇文章中认为“大国写作”需要“长诗”的“大格局”与之匹配（《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而就我的阅读观感，当下写作长诗的诗人并不在少数，但一些长诗徒有其表，而更近于一首首诗的简单拼贴，而没有任何纵深的架构和整体可言。 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诗歌事件多么频仍、炙热，诗人的主体性、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内里和底色。这既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又是整体的时代大势。诗歌在内质上首先是面向自我的，是对经验、语言和命运的交代，是诗歌内在性的缓慢生长，然而诗人与生活、现实和时代的关系以及处理在当下显然发生了问题，“启示性的写作，恐怕还是要在个人的镇定和时代的喧嚣之间找到一种张力的平衡”（臧棣《诗，作为一种生命的机遇》）。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和语言“可信度”之上的写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给更多的人，这是对自我精神的维护，对生命内在意义的唤醒，哪怕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收窄”的“紧缩”的悲欣交集的感受。 诗歌是面向自我的，也是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未来的。在诗歌教育上，在面对未来的向度上，2017年度最大的收获是树才的《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蒋一谈的《给孩子的截句》。树才说：“诗是生命自身闪耀着的光。光的源头呢？就是那颗童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