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纸的副刊版面是作者与读者交流最为亲近的媒介。记得30年前我发表的第一篇副刊文章是在上海《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那时报纸是传播新闻和各种社会信息的重要途径。每每临近下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车前的报兜里满满地垒起一摞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他们走街串巷，上海的各条小弄中都响着自行车铃的叮叮当当声。午后夕阳下，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份《新民晚报》。如果在“夜光杯”写了文章，第二天一定会有人说看到了你的文章。我曾经在上面写过家长里短，不久都会在熟人中得到反馈。 最有意义的一次是1986年8月，我发表了一篇千字文《二十年祭》，悼念“文革”之初含冤去世的父亲叶以群。我在文中写道：“这是20年前的一出悲剧，悲剧的病灶在哪里呢？挨整的人和成批的受蒙骗者都极虔诚地相信那被篡改了的信条，都在极认真、极仔细地反省自己，揭露别人……一幕幕人间悲剧就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抵御的情况下蔓延泛滥。这种全民族悲剧的病灶在哪儿？何以彻底地根除它？我权将这两个需要几代人深思熟虑才能解答的疑问录于此，以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祭奠！” 文章发表后，过了几天去作家于伶家串门，于伯伯感情真挚地说：“看到你写的文章了，写得很好，应该再写长一点，更详尽一些。”我理解于伯伯的心情，他对我的父亲有很深的战友之情，后来父亲的论文集出版，我请他作序。他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的文章发表后过了十多天，我又在《新民晚报》同样的版面上看见了巴金先生的文章《二十年前》。 “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难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 在连载了两天的文章中，巴金先生回顾了运动之初上海作协的运动，他在文章中发问：“‘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 巴金先生与父亲在上海作协共事多年，共同负责《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他的文章面对公众重述了“文革”开始时上海作协的批判运动，特别反思了他当时的心态。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副刊上无意中与前辈的文章互相呼应，共同反思一场民族的悲剧，这是何等荣幸的事！ 还有一次我与文友应约为上海《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写了一篇电影创作漫议，题目是《电影语言创新随想》。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电影创新思潮正处于热潮，而当时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影协的刊物《电影新作》做评论版的编辑。初出茅庐就谈这么个大题目，如今回想胆子也确实够大的。后来听说当时的上海电影局长张俊祥先生那天正好从局办公室去上影厂文学部开会，看到那篇文章，他索性把阅览室里仅有一份的《解放日报》拿走了。当时上海是全国当之无愧的电影重镇，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人才和专家。可是在创新思潮来临时，上海却并未走在前面。我当年真乃初生牛犊不怕虎。 后来我把那篇文章寄给在北京的前辈陈荒煤先生，不久收到了他的回信。 寄来报纸一文已收到。因病忙乱，未能及时复信，请原谅！开始写作评论文章，最好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作品作些具体分析来谈某一种观点或问题、倾向，易于着手，也是一种锻炼，也容易为读者接受。 你们这篇文章就是如此，希望坚持下去。托人带给你散文集一册，作为纪念，并希指正。 祝全家好！并问你母亲好！ 陈荒煤 二月十四日（1984年） “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作品”，这是荒煤先生对我的嘱咐，为此我离开编辑部，去了上影厂的文学部，直接与作家、编辑打交道，更多了解实际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写出了更多的评论和访谈。那是一段至今回想依然向往的电影文学生涯。 副刊的写作其实不仅是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步，同样也在许多文学名家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上世纪初，一些著名报纸的文学副刊就承担着新文学摇篮的职责，许多名作家也是经常的作者。同时副刊又扶持了许多文学新人的作品，让他们崭露头角。 譬如香港《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该报的副刊“大公园”天天出版，王芸生、徐铸成、曾敏之，著名记者如范长江、萧乾等都是该版面的作者。巴金先生后来结集出版的《随想录》，最初也是在“大公园”副刊开始登载。 我与《大公园》的缘分始于2004年，那时去澳门工作。母亲让我去香港时拜访一下《大公报》的编辑盛北星先生，他的父母和我的父亲曾经在香港共事过。随后我给该版面写了数十篇文章，其中有《回望郭沫若》《赵丹的遗憾》《父亲背后的人——周扬》《文坛巨匠茅盾的大管家》《难解生命之缘——以群和潘汉年》等，其中20多篇都是关于文坛前辈的故事。后来根据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文脉传承的践行者》由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收藏了。而我所以能连续写出这些文章，应该感谢《大公园》副刊编辑孙嘉萍的鼓励。如今回想，那是我最勤奋地给副刊写稿的岁月。那些稿子在香港出版，而后又经过网站在国内的其它媒体上转载。也是在这些不间断的写作练习中，我的散文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 报纸的文学副刊，一个版面通常也就是一个主编独立完成。他们与作者的交流方式也各有特色。 有一次听《台湾联合报》副刊主任宇文正做报告，她幽默生动地为与会者描述了作为副刊编辑的酸甜苦辣。她说每一次作者的投稿都让编辑认识一位不同性格的作者，在安静的副刊编辑室里，略显琐碎的工作中，他们也会从中享受到乐趣。看到视角独特的作品，他们会互相分享；遇到紧追不舍的作者，他们更难免无奈。 她特别说到，不论何种理由退稿，都不会得到作者的信服。若说文学性不够，时常被问：什么是文学性？若说：在同类题材中稍弱，又会被问：谁写得比较好？诸如此类，永远不会有满意的答案。会场上编辑的苦恼引来作家的一阵阵笑声，在笑语欢声中编辑和作家们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而像《世界日报》副刊的退稿信，只说“此稿不合适，未留用”，或许也是给作者留足了面子。因为副刊编辑人手往往紧张，也确实太忙，各种工作流程要花去不少时间。 《世界日报》副刊在北美很有影响力。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版面设计。主打的文章通常是通栏标题，篇幅占去三分之二的版面，并且还请画家画一些与文章内容相关的插图，整个版面图文并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散文《城市历史中的爱情》，分成上下连载，两天的版面上都有画家的插图，体现了上海的氛围。因为文中写到电影明星周璇在上海的故事，插图中还画出了美丽忧愁的周璇。那样的副刊版面设计很别致，成了我珍贵的收藏。很显然在电子时代，简洁的电子版面是无法比拟的。 当然也有的编辑很热情，会写详细的信与作者交流。我曾收到《侨报》副刊“文学时代”的编辑几百字的回信，就我的散文《我的香港情缘》进行交流。副刊责编颜菡在信中写道：“您的描写总是细致入微的，情感也是细腻的，读到‘如今，我每一次走在香港的街道上，都设法在纵横的街巷中，穿梭的人流中，找寻他们当年的足迹和身影’时，我眼前都能浮现出一幅画面：现代繁华的香港街头，人来人往，行色匆匆，市声若潮，而您身披旧时光，一脸宁谧地穿梭在这个城市，想像着自己的父母，姨婆等亲人也曾走过这条街道，穿过那栋楼宇，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地标落入眼里，与您记忆中的地名重合，积累成思念……也许，您生来就比别人多一份职责，对于历史的职责，注定要无数次走进历史的风云，通过挖掘和保存家族史，向世人呈现更多中国名流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体现着人性，让我们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看见一代人的风貌、精神与坚持。感谢您不遗余力地用文字去追寻与记录，期待您的新作！” 这位责编热情洋溢的信感动了我，我即刻给这位编辑回信，告诉她这样的信多么难能可贵，“很高兴与您交流，让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受到了鼓励！”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报纸的副刊也应时代迅速变化，向电子传媒发展。对于远在美国的我，觉得特别方便，能够及时看见自己的作品得到传播，还能立刻通过手机分享给朋友们，喜欢的朋友还可以即时转发，世界真的变得越来越小。文学副刊在电子时代，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改变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副刊是近百年来在作者、编辑和读者之间架设的沟通桥梁，其所体现的人文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加倍珍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