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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社会思潮，已扩散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俘获了不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别有用意不能小觑。其影响之广在看似远离政治与史学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虚无”历史的冲动和表征。一个时期以来，在文学领域包括“红色经典”再创作中出现消费情色、放大欲望、追求感官娱乐的片面化倾向，在放大历史细节（如土地革命中的某些事件等）中彰显孤立静止的历史观，否定革命的合法性。打着彰显人性的旗号对英雄人物持虚无主义态度，在有些作家笔下，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不再庄严、崇高和神圣，而是可以任意戏谑、恶搞、亵渎；有些文学创作打着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幌子，无视历史的本质属性，主张“坏蛋也有温柔宽厚的一面”，甚至以扭曲的历史观把历史上的反动人物打扮成“历史的推动者”、“革新者”；有些文学创作以“红色经典”缺失身体叙事为由，在影视生产中大肆宣扬情色，把“红色”英雄装扮成“粉色”人物，以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在虚无主义思潮裹挟下，这些文艺创作把否定历史当时髦，以解构崇高为能事，挑战正义良知、扭曲价值判断、消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助长了“三俗”文艺的泛滥。 凡此种种，无论是“虚无”历史事实、“虚无”历史价值，还是作为新变种“虚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都旨在诋毁英雄和革命领袖，瓦解叙述革命合法性的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军史，试图置换主流意识形态内核。正本溯源、以正视听，惟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方能洞悉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揭示其险恶用心。历史从来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的堆积，历史叙述是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表征，是一个政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显现。作为一个现代人、文明人，一定要有历史意识，懂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历史发展趋势。单纯地讲，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其中蕴含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领悟历史的观念。面对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发展趋势，一定要增强历史意识、提升历史辨识力，警惕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必须积极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当前，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的拐点时刻，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反动势力不甘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极力以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颠覆意识形态领导权，妄图在历史观改写中抽离意识形态根基，造成大众思想的混乱。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联政权的垮台，无疑有着历史虚无主义“之功”，通过卓娅、马特洛索夫、奥列格等为代表的一批英雄人物被污名化，党史国史相继被否定颠覆，最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被所谓的“新思维”置换，苏联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垮台就顺理成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害国误民的历史悲剧。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不是用发展的、全面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而是用静止的、片面的、孤立的观点看待历史；不是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持片面性态度；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设身处地考察历史，而是从既定的观念出发随意裁剪历史；不是去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而是纠缠于历史现象的支流末节。正是由于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虚无”。在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要站稳脚跟不随波逐流，就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增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洞察历史现象的能力，形成正确的创作导向，才能真正为时代立言。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1]缺失历史定力，缺乏价值立场，其作品必然如雨中浮萍，难以成为时代扛鼎之作。作为对历史根基和创作立场的润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面对文艺创作中的虚无主义思潮，一定要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不能虚无历史，更不能虚无文化。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其别有用心下，不但近现代中国历史被歪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一并被抹煞，使文学创作愈发失去自己的根基，而充当某种强势文化的爬虫。 社会思潮是时代理论的折射，是一定时代社会意识的反映，很多社会思潮的流行往往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俘获了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此一定要有甄别思潮本质的辨识力。无论是文艺批评还是社会历史研究，都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只有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才能真正把握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势，才能真正领会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理论创新，旨在要回答时代之问，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在尊重实践和历史发展趋势中实现理论创新，成功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并符合人民意愿的中国道路，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