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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视与叙事文学的兴起密不可分，尤其是明清之后的一批长篇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等称为“人情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些小说不是专注于历史的战争风云和各种英雄人物，也没有多少神魔鬼怪，主要是一些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日常生活的分量增添了许多。《红楼梦》之中的一幅对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人情世事的重视是这些小说带来的文学史转折。《西游记》的主人公虽然还是神魔鬼怪，但这些神魔鬼怪同样通人情、讲世故，而不仅仅是呼风唤雨，上天入地。《西游记》之中猪八戒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之所以如此，恰是因为它的性格流露出许多人间的烟火气息。在《中国小说史略》之中，鲁迅对于《三国演义》略有非议。他认为“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是对于英雄传奇的不满。在我看来，这并非否定刘备的忠厚或者诸葛亮的智慧，而是由于他们的忠厚或者智慧缺乏日常生活的基础，因而显得不那么真实。 西方文学开始自觉地注视日常生活，这已经到了现实主义崭露头角的时候。隐藏于现实主义背后的世俗精神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息息相关。中世纪骑士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类似于英雄传奇，骑士小说同样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情以及骑士的战斗仿佛是在没有背景的真空中进行。理论家对于文学史的考察发现，中世纪末的开始出现市民气息浓厚的片断，例如一个片断是一对夫妻夜间躺在床上，忧心忡忡地商量一件事情。家庭气氛、家庭事务、家庭室内情景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描写，这些内容都是文学发生变化的征兆。市民文化的兴旺与宗教思想的式微是文学转折的重要原因。随后而来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兴起。 由于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在苏联文学之中得到了圣化，所以，是否选择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成了投靠无产阶级阵营还是投靠资产阶级阵营的试金石。然而，在我看来，早期的现实主义并非阶级的标识。作为浪漫主义的反动，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代表的是世俗精神的张扬——也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注视。巴尔扎克号称写出法国风俗史，福楼拜详细描写外省小市民生活，现实主义力图把日常生活大量地引入文学。换一句话说，文学发现日常生活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矿藏。英国理论家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这部名著之中分析，现实主义把视点移到日常生活内部之后，小说中的人物开始如同生活之中一样有名有姓，具有独特的性格，而且所有的故事都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总之，一切都细致得栩栩如生，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这也是阅读之中真实感的来源。瓦特更为明确地将这个文学转向归结到个人主义。社会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合格的主体，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具有独特的意义。文学不仅仅关注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关注主导这些历史事件的帝王将相，或者英雄人物。文学还要意识到那些普通小人物真实而具体的存在，关注他们在历史事件之中的复杂感受——这种感受常常与帝王将相或者英雄人物未必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追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 文学转向了日常生活之后，两个随之而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于庸俗的无条件认可。文学也不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我们宁可说，文学关注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批判日常，并且从日常之中发掘出特殊的能量。如果把文学想象为埋头向下，满足于饮食起居，那肯定低估了文学的意义。如何集聚起日常生活之中最富于意义的那些部分，文学形式将产生重大作用。文学形式是凝聚，也是删除，分散的各种日常现象由于文学形式的作用，从而成为各种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故事。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在于，这些故事情节是借助众多日常细节叙述出来的，人物的命运转折可以接受众多日常生活之中细节的衡量。我曾经说过，一个相同的故事，五十个作家可以迅速地写出它的梗概，只有一个作家有能力想象出合情合理乃至生动精彩的日常细节。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以故事的剧烈起伏取胜，而是表现为故事内部的细密纹理。如果一个作家强行演绎某种夸张的情节，或者强行推销某种不合情理的观念，日常生活的细节常常不予配合，甚至在叙事之中产生一种惰性——作家的叙事常常遭受这些细节的质疑。 其次，由于关注日常生活，文学进入了我们周围的一丈之内。这意味了什么呢？这不是倡导鼠目寸光，仅仅关注我们身边的琐事而不考虑这个时代的各种重大事务；而是力图在这个领域发现，历史的种种大事件以及大观念怎样进入每一个人的寻常日子。这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事件、大观念并不是按比例顺利地抵达每一个人身边，汇入他们的生活习惯。日常生活如同一层厚厚的棉絮，而不是完全透明的。许多大事件、大观念中途遭到截留，可能被改造，被曲解，被别有用心地利用，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即使是战争这种涉及千家万户的事件，同一阵营的社会成员仍然会出现远不相同的经验，战士、妇女、孩童、老人，他们各怀心思，组成一幅斑斓的历史画卷。如果仅仅停留在大事件、大观念的概括性叙述而不进入日常生活，我们几乎无从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当然，了解了生活的复杂性之后，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再思考，究竟什么是历史。 我已经提到，日常生活充满了各种丰富的细节。可以说，这些细节是日常生活的实体。一个人的肖像，脸上的表情，走路的步态，硬座火车车厢里的气息，树叶在微风之中打着转落到地面，灶台上的饭锅里溢出了土豆的香味……这些密集的细节如同粘稠的液体，按照自己的轨道缓缓地流动。我们时常可以从众多的细节背后察觉某种通行于普通人之间的生活逻辑。某些时刻，这种生活逻辑可能突然强硬起来，从而与各种大观念分庭抗礼。不久以前我写了一篇评论贾平凹《古炉》的论文，标题就是“剩余的细节”。我在论文之中提到，贾平凹的《秦腔》和《古炉》之中，细节的洪流淹没了故事梗概，冲翻了读者事先预设的主题期待。《古炉》写的是一个小村庄与一场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相遇。然而，贾平凹在小说之中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些带有强烈乡土气息的细节，譬如，农民的“吃”——吃辣萝卜、吃红薯、吃炒面或者炒蒸饭，填饱肚子是一件最大的事情，能够吃到一些荤腥之物足够快乐三天。再譬如，乡村的几个特殊人物，喋喋不休地“说病”的善人，业余巫师一般的蚕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悠久的乡土文化传统相互衔接。当然，还有乡村各种田园的意象，甚至包括粪便意象。然而，恰恰是这一切组成的乡村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政治无法顺利地格式化乡村。如果说，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迅速地得到了农民的认可，那么，这些农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各种口号——例如打倒走资派，或者造反有理之类。换言之，“文化大革命”无法与乡土文化有机地衔接。尽管这个小村庄后来也拙劣地模仿城市的红卫兵以及在乡村版的“武斗”之中大打出手，但是，这一切由于无法和乡土文化有机融合因而显得荒诞可笑。某种程度上，乡村日常生活这些细节形成的特殊空间，恰恰构成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这时的细节并不是历史主题的例证，相反，文学所展现的日常生活恰恰显明了生活的另一方面内容。这是文学对于历史内部另一种力量的揭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