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不仅体现在典籍、文物中，也体现在世代相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分十类，涵盖衣食住行、风俗信仰等各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具体的体现。作为一种活态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新时期公共文化建设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直观可感的文化实践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振兴区域经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资源和驱动力；作为各民族、各地区民众“自己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提升文化自信、增进民族团结、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建设公共文化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是非物质的，后者是物质的，而在于前者是融合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一种活态实践，是发生在现场的、鲜活的文化。以藏族口传史诗《格萨尔王》为例，将它记录为文字、改编为话剧，便失去了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直到今天，在青藏高原上，还生活着并不断涌现出能够活灵活现地讲述《格萨尔王》故事的人，他们并不都是职业说唱艺人，也包括一些普通的牧民。作为广为人知的故事，《格萨尔王》题材也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在藏族服饰、绘画和其他工艺品上，被一代代手艺人不断制作和绘制。所有这些物质媒介（包括口语）和艺术呈现形式，共同构成了《格萨尔王》作为一种活态文化的可感的物质形式。与文物和典籍相比，这样的文化带给我们的体验是更为直接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需要通过阐释才能激活的过去时态的文化，那么后者则是一种可以直接沉浸其中的现在进行时的文化。从文化接收角度来看，后者是一种更为优质的文化资源。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国人对于文化的接受与消费，将逐渐告别仅仅满足于文化替代品、衍生品的阶段，而向更高的阶段迈进。人们将不再满足于购买文化衍生品，而倾向于直接占有文化；将不再满足于批量化、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和虚拟的影像，而期待直接去体验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母体。随着高铁和自驾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封闭的景区和脱离文化情境的表演，而倾向于全域旅游，更真实、更全面地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在文化的原生地，民众也不再仅仅为游客表演他们的传统。在黔东南，盛大的苗年不仅是游客的嘉年华，同时也是地方民众自己的节日。在藏族、蒙古族、彝族聚居区，传统服饰不仅重新回潮，而且演变出适应都市生活的新样式。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过去，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文化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国际性的大都市，边远地区要想发展公共文化，解决区域间的文化不平衡问题，主要靠“送文化下乡”。不可否认，在粗放型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和小城镇的确出现了人口流失、文化断裂的现象。然而，随着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被忽视的乡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开始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振兴区域经济的意义
    传统工艺，作为前工业化时代的造物手段，通过服务于各民族、各地域、各阶层的民众生活，造就了璀璨的中华物质文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手工业和特种工艺美术得到恢复发展，在出口创汇、积累工业资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增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微不足道，然而恰好在这时候，传统工艺的文化价值得到凸显。在贵州丹寨石桥，古法造纸因成本高，产品曾一度无人问津，自从增加手工抄纸环节后，来现场体验和买单的游客与日俱增。在大理白族扎染村，原集体制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倒闭后，段树坤夫妇将厂房改为开放式的手工作坊，还建起了白族扎染博物馆，开设扎染体验课程。两年来，手工体验课程的收入已超过了扎染产品销售。这两个案例说明，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无形文化价值上。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现代行业认识到传统工艺的价值。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已连续两年举办全国砖雕艺术大赛，他们意识到千城一面的弊端，计划将传统建筑装饰技艺引入现代建材市场。东阳是知名的建筑之乡，全国各地的高楼大厦不少出自东阳建筑施工队之手。如今，一度被人遗忘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重新得到重视，在文化部主导下设立了传统工艺工作站，致力于恢复和振兴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在服装行业，最初是国外大牌关注非遗资源的利用，近十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本土品牌开始关注传统工艺与天然材料，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织绣印染。也有一些传统工艺企业，开始寻求跨界合作，如梦想打造中国本土奢侈品牌的蜀江锦院，将蓝染与时尚设计结合的丰同裕染坊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优质的文化资源，注入到建筑、家居、服饰、餐饮等行业时，不仅能促进它们的提质升级，而且能与文化旅游、文化地产融合，成为振兴区域经济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非遗特色小镇”备受关注，创新实践案例日益增多。龙泉以青瓷和宝剑制作为依托，在短时间内便形成了产业聚集效应，成为各地效法的榜样。在学习了龙泉经验后，汝瓷小镇在汝州市建成，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展示馆在宝丰县落成。龙泉窑兴盛于南宋，汝窑兴盛于北宋，两者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生产，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如今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提升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的意义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传统工艺不仅能带动本地居民创业增收，而且能提升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贵州省施秉县苗绣传承人龙禄颖创办的舞水云台公司，以“公司+合作社+农妇”的经营模式，带动了3000多名绣娘创业增收，是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苗家妇女的文化自信得到显著提升，积极在全国性展会和比赛活动中展现苗族服饰的风采。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姑娘阿牛阿呷，通过在职业技术学院创办彝族服饰专业，帮助与她当年一样陷于无助境地的彝族女孩走出深山，成为自尊自强的双创青年。在彝学会任秘书期间，阿牛阿呷结识了全国各地的彝人，她期待有一天，她和她的姐妹们设计制作的现代彝族服饰，能得到彝族和汉族同胞的喜爱。将彝族民歌带进流行音乐界的山鹰组合、吉克隽逸，因怀有同样的梦想和情怀，成为了阿牛阿呷的支持者。
    在文化部推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和“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涌现出无数感人的事迹。陕西澄城县绣娘武麦花，做梦也想不到能够到清华念书。在结束了一个月学习后，她连家门都没进，就跑到县城周边的农村去拜访老绣娘，收集老绣片，思考如何通过复兴传统，带动更多妇女居家就业。文化部在哈密设立的传统工艺工作站，短短两年就发展了五千名绣娘，影响和团结了分散在不同村落中的五千户维族家庭。借助工作站平台，骨干绣娘有机会到广州、北京开拓眼界，来自上海、杭州的设计师与当地绣娘结下了深厚友谊，男“绣娘”卡德尔的图案设计天赋被激发出来，成为远近闻名的行业带头人。
    手工刺绣在哈密的复兴，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眼下，来自青海玉树的20名藏族传统工艺传承人，正在北京学习，他们不仅与老师同学们结下了深厚友谊，而且与同期在清华研修的来自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传承人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结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百花盛开之时，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