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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宏 摘要：本文是对近代中国之文学概念如何随西学东渐实现其转换的重新检讨，尝试沿着历史展开的方式,追溯这一概念在自身古代传统中生成、演变的动态过程，在过去与现在的共联关系中审视其为与外来观念对接提供何等基础；同时，在中西方以及日本之间已经构成的文化交涉中，进一步梳理其不同年代层及多边历史关系，呈现该语汇迻译背后更为复杂的知识系统互动及其社会文化意涵。 关键词：文学概念 近代中国 文化交涉 古今演变 引言 如所周知，晚清民国初，国人的文学概念开始发生重大变革，其原因恰在于随扩张的西方近代文明势力的突入，中国社会被迫加入世界化的进程，得以移植其更新的文学概念。并且同样作为一种常识，我们也已知道，这一转换，以“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的确立为标志，又是通过明治日本的中介影响实现的。明治政府及知识精英所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与思想启蒙运动，使得日本成为东方社会率先加入西方列强的近代化国家，正是在以技术与学问的形式全面输入西方文明的潮流中，西方的文学资源亦不断地被导入、被吸纳，并在其自身文学传统基础上作实验性的转换，从而也为中国提供了外来新知与传统旧学冲突、调适的经验。 学界围绕这方面的论题，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是否还有再探讨的空间？倘若问一个颇为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是“文学”，而非其他什么语汇，最终被选择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运用至今？或许会令我们尝试调整思考问题的角度。就我自己已开展的研究而言，在考察我国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近现代文学概念出现或成立时，相比较其自身之古今演变，亦往往更多地将注意力置于中西涵化一侧，这似乎是我们更迫切想要了解的。事实上，晚清民国初文学概念的转变，恰是通过赋予旧词语以新含义的方式，那么，原有的表述文学之语汇的来历及演变就显得非常重要，据此至少可以看到，它为与外来文学概念的对接提供了何等根基。 另一方面，随着语言学相关领域研究的进展，有关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探究，除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由日本大量“逆输入”这一年代层，更往前溯至16世纪后期至19世纪来华新旧教传教士的贡献。在这种情形下，如中西文学概念间译语的选择，就卷入更为复杂的多边历史关系之中。即便作为中介的明治日本仍处于较为显要的位置，也还需要在这种复杂的格局中，梳理不同阶段各方所接受的相关语汇间的关系，而这便是概念的动态过程考察。无论是上述我国自身语境下文学概念的古今演变，还是明治日本“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的成立，都需要推至更长时段予以观察，以便深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当然，要进行这种动态考察，还有一个重要的已知条件需要交待，那就是作为影响来源的西方文学概念，同样是在变动不居的历史中生成、衍化的。相当长时期以来，西方的文学概念亦一直与“著述”发生联系，这由literature的拉丁语词根littera释为文典、文字、学问等义项可见。今天人们还在使用的文学是通过美的形式表现个人强烈的思想感情的定义，不过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以来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乔森纳·卡勒说：“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200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1]这个时间断限，也正是艾布拉姆斯将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看作是“英国批评理论中的模仿说和实用说为表现说所取代的标志”。[2]类似的话，伊格尔顿也说过： 其实，我们自己的文学定义是与我们如今所谓的“浪漫主义时代”一道开始发展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现代意义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是晚近的历史现象：它是大约18世纪末的发明，因此乔叟甚至蒲伯都一定还会觉得它极其陌生。[3] 他通过举证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所出现的对各种话语的重新界别，在显示它们对英国社会话语系统彻底改组的同时，意图说明文学一词的内涵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或许如下评价德国浪漫派的精妙表述意思更为显豁：“浪漫派既不是‘文学’（他们发明创造了这个概念），也不单单是一种（古今）‘文学理论’，而是作为文学的那种理论本身，换句话说，文学在自我生产的同时还生产了自身的理论。”[4]亦正是在此意义上，弗莱点明说：“直到浪漫主义时期前后，人们才把文学清楚地界说成一个范畴。”[5] “文章”抑或“文学”：传统概念在清代的承变 18世纪以来，当欧洲诸国正酝酿生成国别文学史及其背后新的文学观念的时候，以清乾隆帝敕修《四库全书》为标志（1772-1781），中国的学术或知识系统恰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总结阶段。相比较而言，或许我国的知识传衍更多地是以一种兼包并蓄的层累的方式，故此，至少在晚清受到西学冲击前，其整个知识系统及其各分支项目，看上去大体内核稳定。不过，其自身的微妙变化亦绝不可小觑。在这里，我们主要就以这一官修学术百科及这个时代的相关资料为据，来考察清代盛期承前积淀下来的与文学相关的知识与观念，尽管遭遇西方的历程在此前已经开始。 我们先从《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的有关情况来看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略可对应的称名与概念问题。在我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中，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注重形式组织构造的书写作品，可以说，早已获得相对独立的位置，从刘歆《七略》之“诗赋略”到四部之学“集部”的成立，便是其显著的标志。鉴于传统目录学所担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职能，且这种分类的形成，意味着任何先锋的认识已积淀为一般知识，故循此观察我国历史上类似文学概念的形成，是很好的抓手。《总目》“集部总叙”在自溯其源的同时，实际上即有一种界定： 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6]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词语是“文章”而非“文学”，且“文章”与“词人”、“著作”相互配搭，可让人在一种关系构成中考其核心所指。就首句而言，与“文章”对应的是“屈原、宋玉工赋者”，则其意涵自然已不仅由错杂的纹彩、礼乐制度等义项聚焦于文字、文辞，细辨之，与三国时期刘劭为区分“文章”与“儒学”已下的定义“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7]似亦略有差异。结合“词人”观之，自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以“词人之赋”指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8]其指屈、宋而下工辞赋者意甚明，《文心雕龙·诠赋》因而叙曰：“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9]此亦可见四库馆臣“洎乎汉代，始有词人”之语境（另如《总目》“诗文评小序”也有“文章莫盛于两汉”、“文成法立”的表述）。至于“著作”，固然就是“属文著述”，然相对于“文章”，原本更侧重“成一家之言”的整体构成。章学诚曾专门梳理“集之兴”曰： 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诸子衰而文集之体盛。[10] 在讲述学官失守、降而为周秦诸子之学以来著述、文章兴衰交替的过程时，指出了注重篇翰的“文章”之编次成集与子书的著作性质不同。[11]而上引《总目》“集部总叙”所说的“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正是说两汉词人那样的“著作”，实由后人编集而成（可参其下文及小注）。 显然，这里所谓的“文章”，即是以诗赋为代表、侧重文辞构成形式的一种称名。其性质及背后支撑的观念，拙文《“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尝有一总结： 这种观念当然可溯至《周易·系辞下》于广义的“文”的解释：“物相杂，故曰文。”其依据则是“天文”、“地文”、“人文”构成的宇宙论图式，故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又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值得注意的是，人既生于天地之间，其于“文”之取则，是由触物连类所认知的一种同构性自然构造，斯之为“德”，表明人文虽由天、地之文所派生，却是一种平行关系，因而对于“心生文辞”而言，恰是“自然之道”这种“神理”的呈现。因此，无论《释名·释言语》所定义的“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还是《文心雕龙·诠赋》曰：“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都显示了基于对宇宙之自然构成法则的认识而注重语言文字形文、声文等组织构造形式，是中世文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因此拓展到其他应用性文体，在构成其主流文学观念的同时，成为中世文学的一大特质。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六朝至唐前期逐渐定型化的骈体文、律赋以及律诗等便是其极致发展之表现。[12] 至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整个“集部”终于完成“楚辞”、“总集”、“别集”、“诗文评”、“词曲”五大类分的格局，尽管各类的形成与加入各有其不同阶段与理由，但构成同一阵营的内在同构型依旧在于“文章”。从历史上看，其体制可随时代随其应用而扩展，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论至少已扩展至四科八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至刘勰《文心雕龙》，二十篇文体论至少已有三十四类文体，然“文章”这种组织构造形式上的要求始终是一种原则。故在目录学上，王俭《七志》因为“‘诗赋’之名，不兼余制”，而将“诗赋略”这一传统类目改为“文翰志”，[13]那意味着“文翰”成为有意识兼容包括诗赋及其它公文写作在内的诸体“文章”之总称。阮孝绪《七录》同样视此类目为前此所有“文词”之集成，只是又从形态上加以正名：“变翰为集。”（同上）于是，各体文章以“集”相统的局面得以奠立，别集以及总集渐而日蕃，《总目》“别集类小序”所谓“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14]也正因为其集成是以“文章”形体上相类的构成原则为依据，而非任何内容上的分类，《总目》“集部总叙”才会说“四部之书，别集最杂”。[15] 与“文章”相类的称名，又有“文辞（词）”。拙作《“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一文尝略窥《史记》中“文辞”一词的用例，以证自先秦而汉，如何由文饰之辞令这样的言语方式，向作为书写性文字之指称转变，其中固多有指称《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之文者；不过，却发现如《汉书·地理志下》谓“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明显指辞赋一类的文学性文字，而与“文章”互文。这样的词义，至清代盛期基本没有改变，如四库馆臣为宋王迈《臞轩集》十六卷所撰提要：“集中诗文亦多昌明俊伟，类其为人。读者因其言而论其行，固不徒取其文辞之工也。”[16]上下文之间，“文辞之工”即就其诗文而言。晚清《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有“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条，[17]此中的“文辞”，应即文章之义，其下有练习历代各体文辞的要求。 或曰“词（辞）章”。其语至少唐人已熟用，如王勃名言：“一谈经史，亚比孔先生；再读词章，何如曹子建。”[18]其义当与以诗赋为中心的“文章”同，而与“经史”相对。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所使用的“词章之学”，如《四库全书总目》“《书斋夜话》四卷”条提要：“末一卷皆论文之语，然颇乏精奥，盖（俞）琬词章之学不及其《易》学之深。”[19]联系上下文，所谓“词章之学”当即论如何作文。“《容台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条提要谓董其昌“然其诗文多率尔而成，不暇研炼，词章之学盖不及孟頫多矣”，[20]则是谓作诗文之讲求、琢磨不及赵孟頫。后来晚清张百熙主持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门目设置中皆标以传统学问名，与狭义“文学”大抵相当的称“词章学”，乃至日本明治元年（1868）玉松操等人所拟“学舍制”大学创设计划，中有“词章学”之学科，或即可据此溯其语境。 又有“文艺”之名，指称写作之才能技艺。该词最早或见于《大戴礼·文王官人》“有隐于文艺者”，[21]其后如《新唐书》以降，不少史志皆有《文艺传》，词义大抵稳定。四库馆臣为宋林希逸《鬳斋续集》三十卷所撰提要曰：“其《学记》中所论学问文艺之事，亦时有可取。”[22]“文艺”与“学问”对举；为元陶宗仪《辍耕录》二十卷撰提要曰：“考订书画文艺，亦多足备参证。”[23]“文艺”与“书画”对举；为明卢象升《忠肃集》三卷撰提要曰：“盖未暇专力文艺，故诗古文多不入格。”[24]则可见“文艺”明确指诗古文辞写作。而在近代，“文艺”亦为与西方literature对应翻译的备选名词之一。[25] 无论如何，“文章”在我国传统知识系统（尤其中世）中是一个强大而形态鲜明的存在，集部的生成既呈现其归属，又因而显示与其他知识类别的区隔。经历晚清以来由四部之学向移植外来新知的七科之学转换的学者，对此会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如钱基博即在援引章学诚有关“集之兴”论述的理论资源的同时，敏锐地觉察说：“吾则谓文集兴而‘文’、‘学’之途分。”[26]颇能切中窽要。其言下之意，当然在证明很早已从广域学术中分离出来的“文章”这一专属类别，在新旧学术转换之际，可以与西方分科之学的“文学”对应，成为中国文学现成的研究对象或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粹学报》创刊之初，如刘光汉（师培）《文章源始》（1905）、田北湖《论文章原流》（1905）这样最早讨论中国文学渊源流别的论文，一度即用“文章”之名目，甚至如章太炎、刘师培为了各自的“文学”观念或定义，还专就“文章”与“彣彰”字义展开论争。[27]刘师培发表于1905年的《周末学术史序》，采集春秋战国时期诸家思想学术言论，按照新知的学术门类分成“心理学”、“伦理学”等十六类，其中有“文章学”而非“文学”。[28]同样，1907年他为国粹学堂起草《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设计的二十一门学科中，与文学相关的学科亦命名为“文章学”，包括“文章源流考”、“文章派别考”、“文章各体”及“著书法”等方面。[29]当然，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课程中，亦早有诸如“历代文章流别”等主课。此外，1907年，由上海龙门学校一批留日学生创办的《科学一斑》杂志，在第2期、第3期上刊有羲人的《中国文学通论》，所论内容即由文字、文章变迁构成。可以说，所谓文章学完全构成了新旧学术转换之初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再往前推溯，甚而可以溯及日本明治初的西周，其在私塾育英舍的讲义《百学连环》，用于与英语“literature”对应的译词，除了“文学”，亦有“文章学”、“文章科”。[30]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从另一方面来说，有关“文学”的含义及所谓“文”、“学”之分合，仍是我们须重点加以考察的。在《四库全书总目》诸多提要中，“文学”一词当然也有不少用例，其中除职官、人名外，比较多的是与史部各种文学传的称名有关；此外，自然也会有“以文学名”、“以文学世其家”之类的表述。这类表述，如若不一一深入其语境，恐难以细辨究竟是经典教养义，抑或诗文写作义。为避免简单地从一个名词的表面揣测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我们还是应该对“文学”词义演变的性质及其阶段，包括与“文章”的关系，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关于“文学”观念在我国漫长历史上的演变，论者已多，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恐怕仍是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该文先将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大分为周秦至南北朝的演进与唐宋的逆流；而在演进期中，郭先生以《史记》《汉书》为例，大致论证了相对于先秦“文学”之统摄一切书籍、学问，至两汉，有了单字“文”与“学”、连语“文章”与“文学”的意义区分，“文章”或“文辞”带有词章之意味，“文学”大都有学术的意义，狭义指儒家的学术，广义包含一切学术之意，甚至以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等为文学（这一点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也有提及）。[31]前述集部之兴，即在此“文”与“学”分、“文章”与“文学”分的框架内。魏晋南北朝是“文章”发展的盛期，其间固然有郭先生所说的“文学”一名有“文章”之义的情况，而“文章”中间更进一步有了“文”、“笔”之分（上揭书，第93-94页）；然“文学”并未等同于“文章”，仍始终包含“学问”意义在内。[32]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唐、北宋古文运动以来，“文章”之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文章”由骈文向古文、且目标在“志乎古道”的变化，拙文《“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也曾有论析： 这种“道”，并非前人宇宙论图式下的“自然之道”，而是伦理学意义上以“仁义”为核心、本体化的社会伦常秩序，以“文”或“辞”为代表的文学在承载这种“道”的目的性上才获得自己的位置并仍获得重视。这样，原本天地人文那种同构性的平行关系，被转换成一种内外关系，如同儒学上有人主张外在的礼乐制度不是人文，内在的道德才是人文，在文学上亦倡导从之前关注外在的语言文字组织构造形式的观念中脱离出来，用于内在的体认“道”的思想性表述，韩愈谓“夫所为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柳宗元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李翱谓“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皆反映了对于“文”的新的认识与要求。尽管如韩、柳所体认的“道”以及构建的道统或尚有差异，但却在方法论上，于似乎平面化的“文”或“辞”外，牵扯出一个关乎个人涵养的“学”的维度，即认为“文”应与“古学”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学”，简括言之，正是以“道”为本，以六经为源。于是，在一种明确内外、本末性质的“文”、“道”关系成为文学关注中心的同时，文学观的重心，发生由关注文学如何表现的形构论，向文学表现什么的价值论的范式转换，这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这大概就是郭绍虞先生按其进化的文学观念所说的“唐宋的逆流”，古文家们想要恢复的是上古“文”“学”不分的传统，从此，“文章”不再是那种仅仅侧重组织构造形式的作品，如柳宗元所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33]而是重新加入了“学”的要求，如范仲淹曰：“抑文与学者，道之器也。”[34]者间还有主从之分，程鉅夫即曰：“夫文与学高下，学之进，文从之矣。” [35]纪昀在《文心雕龙·宗经》尝有一眉批：“本经术以为文，亦非六代文士所知。”[36]诚然，唐宋以来对于“文”、“文章”的认识，与六代文士已是全然不同的视阈。 如果说，唐宋古文家这种追求，多少显示了在价值观上令“文章”向“文学”倾侧；那么，理学家则旨在严分“文学”与“文章”，全然否定“文章”之价值。朱熹注《论语》作为四科之目的“文学”曰：“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那意味着以经典教养为核心。还特地纠正说：“然程子犹以为游、夏所谓文学，固非秉笔学为词章者，学者尤不可以不知也。”[37]颐即曾说过：“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38]晁公武则记程颐曰：“专务谈经明道，深斥辞章之学。”[39]面对理学家的挑战，其后的文章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要么如汪藻，以“孔子设四科，‘文’与‘学’一而已”为据，将经术比作黍稷稻梁，文章比作五味百羞，强调文章于经术的功用，斥王安石、程颐以来唯经术、道学是重之风气偏激；[40]不仅肯定唐韩柳、宋欧曾王苏乃“以文为学者”，而且强调其为文“能探其本”。[41] 清人的相关知识即在此延长线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之区隔，经儒、文士之职别，是由来已久的事实，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话语又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系统。他们的时代呈现的新形势，是儒学者围绕古代经典还原所做的研究、解释，这样一种从文字、音韵、训诂出发的“学”，正在获得划时代的发展。于是，与前代文人学者时常纠结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42]相比较，这个时代的文人学者则更多地探讨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关系及其内涵，庶几成为一个公共学术话题。作为文人的袁枚重辞章轻考据，对惠栋指其“好文章”是“舍本而逐末者”不能苟同，以为《六经》亦圣人之文章，并且“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经》者？要在明其大义，而不以琐屑为功”，[43]已显露对经本文末之说的驳难；而当有人询问辞章、考据“两家孰优”，他回答说：“‘作者之谓圣’，词章是也；‘述者之谓明’，考据是也。”[44]价值判断十分明确。当然，这样的见解在当时绝非主流。为人所常引用的戴震的论断，应可代表主流汉学家的看法，综合他在《与方希原书》中所言：“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45]以及晚年与段玉裁论曰：“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46]则三者构成义理、考核、文章相次的价值序列。值得注意的倒是他将三者一并囊括在“古今学问”之中。桐城文宗姚鼐，被认为代表了宋学的观点，看上去话说得相当辩证：“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47]但显然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以相济说将三者价值均等化，破义理、考证之“自喜太过”。并且，他也以“学问”囊括三者。至如孙星衍在给座主朱珪的信中曰：“吾师恐考据词章为非文学之上乘，亦视其考据词章何如？稽古同天，祖述宪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据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亦词章也。”[48]明显将考据、词章皆视为“文学”，而他这种回到文、学未分状态实现“文学”兼包并蓄的做法，与其师钱大昕如出一辙，只不过钱氏是从“求道于经，以经为文”的角度论述文章不可废：“尝慨秦汉以下，经与道分，文又与经分，史家至区道学、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显者谓之文，六经子史皆至文也。后世传文苑，徒取工于词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辄嗤文章为小技，以为壮夫不为，是耻鞶帨之绣而忘布帛之利天下，执糠秕之细而訾菽粟之活万世也。”[49]其要在通过“道之显者谓之文”这一传统命题，将道、经、文统辖起来，将文章的价值提升至以经典为中心的文学层面，说到底仍是一个文与学合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认识的视域下，我们发现，“文学”这一词语的含义与“文章”相比，不仅价值高下立见，甚至显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且具有相当广域的容量。如此我们看《总目》为明邹观光《邹孚如集》所撰提要：“《三触文献录》称观光与魏允中、顾宪成以文学、经济相砥砺……是其生平建竖，固不以词章见长矣。”[50]“文学”与“词章”同时出现，却以近乎反向的义项相处，“文学”与“经济”并列，是大概念，代表儒家道德学术修养与道德践履的高层级价值取向，“词章”则是小概念、低价值概念，故追求“文学”，可以不擅长“词章”。再来看《总目》为明宗室朱勤䓺《王国典礼》八卷所撰提要：“为周藩宗正，以文学世其家。”[51]显然，作为宗室的文化传承，其所谓“文学”一定是包括诗书礼乐、典章制度在内的广泛含义。即便如为元王士熙《王鲁公诗钞》一卷所撰提要：“翰林学士承旨王构之子，以文学世其家。”[52]身为两代馆阁文臣的诗礼簪缨之族，其“文学”所指，无论从价值还是容量来说，亦皆不会仅限于一般的诗文写作。 有鉴于此，晚清如前举羲人《中国文学通论》，在“文章论”中论曰： 文学二字，实兼文章、学术两者言之，以学术而发为文章，以文章而达其学术。昔人有言曰：文章根乎学术。岂不然哉。虽然，秦代以前文与学合，秦代以后文与学分。何以言之？盖秦代以前，所谓文人者，非有道之士，即大学问家，无专以文章名者。至秦代而文章遂成专家之业矣。文、学分离，而文章有进步，学术无进步。[53] 同样“文学”与“文章”一并出现，同样有大小概念之分，同样有文、学分合观，甚至还有变相的本末论之残存。所不同的是，在承认“文章”之独立的价值，并以文章独有之进步以为据上，显现出了外来新知的影响力。 日本中介与“返还性借入” 18世纪中后期以来在欧洲生成的国别文学史，随整个西学知识体系东传，主要是以明治日本为中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日本学界率先应用于日本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课程与讲义建设，同时完成了由江户汉学向近现代人文学科的中国学的“蜕皮”。倘若要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个成功推行近代化的过程及其复杂性，或许我们同样应该切入18世纪中叶以来的时代加以推察。 在整个东亚社会，最先与西方耶稣会士接触的是日本（以沙勿略1549年8月抵达鹿儿岛为标志），然正当第一波汉译西教、西学在晚明至清初的中国形成相当规模之际，江户幕府禁教政策，令耶稣会士在日的传教及相关知识的传播陷入困境。而至18世纪中叶，日本虽仍处锁国时代，却已开了除直接宣传基督教义以外的洋书之禁（对一些汉译西学书而言，确有从这项政令获益者，亦有仍遭禁行者，如《职方外纪》即于宽政七年（1795）再度被禁[54]），并以兰学为窗口，开始接触西洋文化，主要是医学及其它自然科学与技术。此遂启其洋学格局。当然，无论如何，直至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才是全面输入西方近代科学，尤其人文科学的契机。 一种知识体系被移植到另一个文化语境中，其核心概念的译介显得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探析国别文学史传来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问题时，总是将文学概念置于首要位置。所谓“返还性借入”（return loans），正是学界在讨论现代义“文学”的语源时运用的语言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又叫做“回归借词”，指明治时期的日本借助中国古代汉语中的词语，翻译欧洲近代意义的literature，然后再被借回中国。高名凯《外来词研究》即认为“文学”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王力《汉语史稿》和实藤惠秀《留学日本》则稍有不同，认为“文学”是来自日语的原语借词。[55]这样的认识再往前溯，至少从鲁迅那一辈留日学生起，就已知道，现代人们使用的“文学”概念，“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56] 不过，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有了更大的视野。1993年，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美国出版其研究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专著，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语言学报》专题丛书之一种。该书在系统考察日语对于近代汉语词语语源影响的同时，找出了更早西方新旧传教士将“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的用例。在所附《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中，他将这种对译的最早用例追溯至1623年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之“欧罗巴诸国尚文学”，认为这已是以现代意义的literature使用此译名。此外，便是魏源《海国图志》引用过的，19世纪新教传教士如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汉语著作《美理哥国志略》以及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话语中出现的“文学”，也以literature之义使用；再有就是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在《六合丛谈》上发表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之用例。鉴于这种情况，他认为，由于19世纪此词已以literature之意来使用了，所以不应该再把它看成是日语借词。当然，他也还是申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对这一词语在汉语中传播起过很大的作用。[57] 1997年，李征在日本曾发表有关艾约瑟与中日近代“文学”译语形成的论文，一方面认为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1857）中“文学”是与西欧近代概念literature互译的最早用例，因据所刊杂志目录页，其英文题名作“GREEK THE STEM OF WESTERN LITERATURE”，并分析他在墨海书馆应有中国学者相助，文中与古希腊学问相关的概念用诸如“六艺”、“文章”、“辞令”、“义理”来表述，显示他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算数”、“几何”之类，则沿用明代以来传教士已有的翻译。在另一方面，则通过举述《六合丛谈》在文久年间（1861-1863）传入日本，尤其是该洋学杂志被“洋书调所”翻刻（编纂《英和对译袖珍辞典》亦是该机构介绍西欧学术的划时代业绩），差不多正是在“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上起重要作用的日本学者西周从“洋书调所”赴荷兰留学前夕（归国后，他又长期在该所任教），试图在艾约瑟之译对西周的影响上建立起某种联系。[58] 被关注的还有像罗存德（W. Lobscheid，1822-1893）这样编纂字典的新教传教士，在他这部《英华字典》（1866）中，终于有了将“literature”译作“文，文学，文字，字墨”的条目。1995年以来，日本学者那须雅之围绕罗存德和他编纂的《英华字典》，发表了一系列论文。[59]罗存德其人其字典之所以重要，还不仅在于代表19世纪西方人所编同类字典的最高成就，而且在于他在近代西方与中、日间语义译介活动中的特殊作用。譬如，1854年他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英华韵府历阶》编纂者）一同赴日，担任日美和约换文签字活动的翻译，曾向日方翻译堀达之助赠送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编纂的汉英与英汉辞典，堀达之助恰是《英和对译袖珍辞典》的编纂者。1857年在香港，作为视学官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一起参与行政。1864年开始编纂《英华字典》，即将编成之际，因教派上的原因被褫职遣归，字典在华流通受到影响，却接到来自日本的众多订单，并因此衍生了多种英和辞典，其中重要的就有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1883-1884）。[60] 现代义“文学”这个词汇的语源，究竟应该是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原语借词，抑或根本就是一个新词，这样的讨论当然还会持续下去，如刘禾同意马西尼不应该再将与literature对应的“文学”看成是日语借词的意见，在附录将之归入“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但认为马西尼对近代意义的“文学”起源的判断，犯了年代颠倒的错误。[61]艾乐桐（Viviane Alleton）则还是用词语上的“返还性借入”（return loans）来描述这种最初使用于中国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词典，然后又被新术语的发明者传到日本，接着再次被借入到中国，并被贴上了“日本制造”的标签的事件，不过他倾向于强调那些杰出中国学者撰写的重要著作对这些新词的推广传播之功（当然，日语的媒介作用也很重要），而认为此前这些被收录词典的词汇在中国的运用并没有成功。[62]语言学上的问题自归语言学解决，但应该说，这一专题研究为我们拓展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特别是有文化跨语言传播研究的介入——它让我们得以在相对更长的时段内，在中、日与西方三方交错的文化史互动过程中， 观测“文学”新词义的形成及其来历，它的播迁，以及与国别文学史体系移植的关系。 根据铃木贞美的研究，直到江户时代，“文学”依然是指以儒学为中心的来自中国的学问，在“和歌”和“物语”中，未见指称“文学”的例子，那意味着在日本不存在相当于近代文学的概念。[63]我们可以通过朱舜水的笔谈，先来看一看江户前期的日本人所用汉语词汇“文学”的含义。以下是朱氏与执弟子礼的小宅生顺的对谈： 问：日本上世文学大行，中世以来荒败。神祖初受命，五六十年，略虽事文字，未有杰出之才，故学者之病，皆如先生之言。 答：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其表章六经，实为万代之功。若非汉武，则圣人之学久已灭绝矣，岂宋儒所能开辟也。今贵国但患不能好圣人之学耳。果能好之，且可为尧为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国也。此为之数年便可见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试之？而徒作临渊羡鱼之叹。此言非如释氏之捉风捕影也。[64] 前条问答构成的语境，是由提问者求鉴定作文引起的有关“文章气脉”与“时代风气”的探讨，并涉及提问者所作《拟兴国学书》、求施教之师及国主“欲兴圣人之学”。这里的“文学”，从与“略虽事文字”的关联来说，应该有与写作相关的含义，所谓“文字”即指具体结构的文章；然因是承“国学”、“施教”、“圣人之学”而来，“文学”与“文字”还是两个层级的概念，“文学”应是以经典、文教为中心的所谓文章博学义。这从朱舜水的回答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的果能好圣人之学，“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国也”，明显视学与文是一体而本末之关系。作为长期受汉字文化圈影响的日本，特别是室町时代至江户初期，乃其开始吸纳宋代儒学及“古文”文章学的发轫期，那么，此际学者对“文学”之义及其与“文字”、“文章”关系的理解，仍承中国传统而来，应该是自然之事吧。 这当然可以印证铃木贞美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恰恰是这种汉文中的概念，赋予了其时日本人一种认识上的装置，这也就是为什么，如铃木贞美所总括的，“明治前期，作为literature的翻译语，文学具有指称整个学问的宽泛含义和日本人文学的含义”（同前揭文）。在这方面，我们又可举黑木安雄《日本文学志》（明治二十四年改题《本邦文学之由来》出版）和内藤湖南《近世文学史论》（明治三十年出版）来加以印证，二者虽皆标“文学”名，实皆为以儒学为中心的日本学术史著作。 将“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确实由来已久，是来华传教士而非幕末明治初日本学者的发明。但问题是，此literature是否是现代义？现一般似已接受马西尼将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中“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条视为最早的与现代意义literature对译的说法，如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文学”条即以为用例。余来明《“文学”译名的诞生》，作为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部分内容，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下文所论皆学校之事来看，此“文学”或指中国和欧洲古典义“学问”，或当与近日之教育接近，二者均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有很大差异。[65] 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与《西学凡》中，皆系统介绍了欧罗巴各国大同小异的分科之学，唯因职志不同，其详略有差。《职方外纪》仅述“建学设官之大略”，依小学“文科”、中学“理科”、大学医、治、教、道“四科”，次第递进，唯“理科”中细分科目采用了音译，分别为“落日加”（即Logica，逻辑）、“费西加”（即Physica，物理）、“默达费西加” (即metaphysica，形而上学)。[66]相比之下，《西学凡》要详尽得多，其起首总曰： 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弟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禄日亚。[67] 此中的“文科”，对应的并非“literature”；潘德宝君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特地查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西学凡》钞本，结果非常细心地发现，抄写者在“勒铎理加”加了旁注“リドリカ”，综合汉和两种读音，此当为“rhetorica”（修辞学）之译音，[68]其推测当确。盖此文、理科之谓，与现代大学的指称有所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往往由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构成，文学院为基础教育阶段，其中即有包括“修辞”在内的“七艺”之学习。此“斐录所费亚”之“理科”，即哲学（philosophia）；“默弟济纳”之“医科”，即医学（medicine）；“勒义斯”之“法科”，即法学（leges）；至于“加诺搦斯”之“教科”，即教规、教典（canones）；“陡禄日亚”之“道科”，即“神学”（theologia）。其下分述“文科”，云：“其文艺之学大都归于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自撰文章议论。”（此四种与《职方外纪》西学“文科”所列科目同）又两次出现“文学”，考其上下文语境，当可视作“文科”的同义替换。综上观之，其一，艾儒略所介绍的当属中世纪教育及知识构成；其二，如果《职方外纪》述欧罗巴诸国所尚“文学”确与literature对译，那么，此“literature”的意涵当仍在14世纪以来“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博学”这样的义项上，[69]并非近代欧洲的文学观念。其三，参照《西学凡》，与汉语“文学”的对译似乎并未完全固定下来。 再从时代来看，《职方外纪》天启三年（1623）秋付梓，据艾儒略自序，此著缘于利玛窦进呈《万国图志》，庞迪我奉命翻译而为图说，艾氏乃据庞氏所遗旧稿增补。[70]利玛窦向神宗进呈《万国图志》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则此译介不过17世纪初期之事，加上传教士的知识系统一般来说偏于保守，无论如何不能超前赶上欧洲literature近现代义的转换。 因为锁国政策，艾儒略的西学著作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传入日本。不过，至少在幕末时期，通过其时一度形成《海国图志》热这样的渠道，应该有间接的接受。与此同时，此际以来的日本形势已大为不同，通过兰学所显示的“对异质文化的憧憬”，[71]成为其学习西洋文明的一种动力，故对同时代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关注相当积极主动，前述洋书调所的工作及其翻刻《六合丛谈》即为一例。 艾约瑟发表于的《六合丛谈》上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对照其英语标题，“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洵为事实。问题同样在于，此literature是否是近现代概念。余来明、潘德宝皆给予了否定的意见，他们从该文举述的学问及论及近人作希腊人物表所涉分类，认为可证其义为包括众多学术而言，[72]所论也同样有其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如下数句： 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腊。 列邦幼童，必先读希腊、罗马之书。入学鼓箧，即习其诗古文辞，犹中国之治古文名家也。 希腊全地文学之风，雅典国最盛。雅人从幼习拳勇骑射，以便身手。其从事于学问七：一文章，一辞令，一义理，一算数，一音乐，一几何，一仪象。其文章、辞令之学尤精，以俗尚诗歌、喜论说也。[73] 很有意思，这里的“文章”倒是一个专有名词，与“文学”一同出现。从“天人理数，文学彬彬”看，此“文学”当兼包“天人理数”；而所谓“天人理数”，又当为其下文中文章、辞令、义理、算数、音乐、几何、仪象七“学问”之概括，其实也就是所谓“七艺”。当时的翻译有中国学者相助，故尽量采用归化策略，按照现代对于“七艺”的一般译法，当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天文。那么，与此“文章”对应的，很可能就是grammar（如日本洋书调所刊行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与grammar对译用“文学，文典”）,它被认为是一切技艺的门径。[74]西方中世纪以来的grammar，应包括orthography（音法）、etymology（语法）、syntax（句法）、 prosody（韵法）等，明治初西周《百学连环》引入的西学体系分类可证，[75]则此所谓文法自亦涉及诗歌，尤其是艾约瑟文中提到的“和马诗史”。如此，上文中无论是以“俗尚诗歌、喜论说”对应“文章、辞令之学”，还是说泰西各国幼童入学“习诗古文辞”，皆能说通。不管怎么说，在艾约瑟此文中，作为专有名词的“文章”，其范围多少还有可能与近现代义文学概念相关（当然，这其实是一个古典语文学的概念），而与literature对应的“文学”，则确是相对广义的大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就价值观念还是其自身的容量而言，以传统Literature 对应传统“文学”义，有其本来的可通约性。 辞典方面，现已知在英、日语之间已经以“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的，有麦都思《英和·和英语汇》（1830）、津田仙《英华和訳辞典》（1877），后者此条与罗存德《英华字典》全然相同，显示了一种承袭关系。不过，词条所能容纳的信息量毕竟有限，仅凭此并不能确定是否是现代义，在华传教士所编英汉辞典的作用，倒是在这里显现了出来。美国传教士、日语罗马拼音创始人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编写的《和英语林集成》，初版（1867）仅以“文道”与literature对应，“文学”解释为“Learning to read；Pursuing literary stud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lassics”；至第三版（1886），才在“文学”中加入literature，替换了“Learning to read”，而这恐怕应受到如下事件的影响：“以literature为‘文学’者，在明治八年间为文部省所公认，明治九年以降，方在日本社会广泛地普及。”[76] 西周在译介西学诸学科方面的贡献，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上引铃木修次之文， 即指出将“literature”一语作为“文学”对译的，以西周私塾讲义《百学连环》为最早，是在明治三年（1870）。不过，他于literature亦译作“文章学”、“文章科”，而以rhetoric作为“文学”的译文亦有出现（同上，第329页）。按理说，以“文章学、文章科”对应literature，恰可说明西周已经认识到literature之近现代义，而与18世纪中叶开始该英语词义向写作扩展相关。[77]不过，这里面已隐伏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literature之近现代义究竟应该如何衡量？我们下面再予讨论。作为长期研究洋学的学者，西周通过对欧美百科全书等的译介，乃全盘引入西方的知识系统，指出这一点，不可谓无谓，因为只有当整个系统皆植入新的语境中，相关观念才可能真正获得理解、转换。故尽管《百学连环》讲义在1947年刊布于《西周全集》前，一直以稿本的形式存在，或许对此一“文学”概念的普及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对于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梳理这个接受过程，它还是十分重要的。 由此我们亦不难理解，为什么literature与“文学”对译的固定，最终还是在日本的学制教育全面落实西方学科体系的进程中实现的。铃木修次在《‘文学’の訳语の诞生と日·中文学》一文中举证说，literature作为“文学”固定的译语，是在明治八年（1875）五月八日发行的《文部省报告》（第21号）刊载的“开成学校课程表”上（该表其他科目专有名词，如rhetoric定为“修辞”，logic定为“论理”，mental philosophy定为“心理”等，亦皆日本最早公布的用例），[78]此说至今为学界所接受，那是因为此文本确实显示了某种行政文件的正式与权威。从课程表来看，此“文学”为英语学第二年第一期的科目，其下还有“书写及说话ノ实试”；第一年第二期英语学有“修辞”、“作文”、“口授札记”；第三年第一期英语学有“论理”、“论文”；第三年第二期英语学有“心理”、“论文”等，皆有外国教师授课。那么，这一“文学”课及其相关课程，讲授的是近现代转义后的文学吗？或许乔森纳·卡勒的一段话正可作答：“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 [79]西周与literature 对译的“文章学、文章科”，所包括的也是这些内容，仍属于古典语文学。 明治十年（1877），作为现代大学的东京大学成立，其学科体系由法、理、文、医四学部构成，文学部中第一科为史学、哲学、政治学，第二科为和汉文学科。其时西洋文学并无独立的分科，只是在各科四年的学习中，设置英文学之类的相应课程。至明治二十年（1887），《帝国大学令》体制下，文科大学增设了英文学科、独逸文学科。之前，明治十八年，和汉文学科已分为和文学科与汉文学科。1897年，随京都大学成为第二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改称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制度改革，文科大学以哲学、史学、文学为三大分支；其中文学又分为国文学、支那文学、梵文学、英吉利文学、独逸文学、佛兰西文学、言语学。应该说，明治二十年英文学科、独逸文学科与和汉文学科一同出现，已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从文学的观念史上说，明治二十年代也正是西方的修辞学、美学、文学论等在日本渐次获得分途发展的开端。至于东大1904年更定的学科架构，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的国别文学的学术体制。铃木贞美考察日本之文学概念的成立，曾经有一个结论：“在日本，以语言艺术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概念固定下来，是在20世纪初到1910年之间。”[80]这当然不是凭空臆说，支撑这一结论的基础，正是对日本近代学术制度和文艺分科过程的细致考察。此一方法，同时构成了他概念编制史的理念。[81] 我们知道，一个词义的新旧转换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旧的义项在新词义已出现相当长一段时期后还会被使用。就拿literature来说，新词义就出现在其自身狭义化的过程中，如韦勒克所述： “文学”作为现今文学的含义之一，表示所有的文学作品，是在十八世纪民族化了的，随即被运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威尼斯文学中。与此同时，它也就失去原先广泛的含义，变成狭义的，我们今天所谓的“想象文学”（imaginative literature），也就是诗歌和想象的、虚构的散文。[82] 正因为这种狭义化的转换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就需要建立一种刻度帮助我们加以辨识。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在梳理英语“Literature(文学)”一词时特别指出： 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学)这个现在普遍通用的语汇，其本身就是重要的词义演变的一部分。Nationallitteratur(国家文学)的概念从1770年代开始在德国发展出来，文献记载如下：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较新的德国文学》，赫尔德，1767)；Les Siècles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属于法国文学的世纪》，1772)；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意大利文学史》，1772）。English Literature这个词似乎是根据这个脉络而来，虽然其在约翰逊的作品中被隐约提及。“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学”，这种意涵标示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发展，也许也标示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83] 在表明其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知识演变的一种结果的同时，用简单的史实提示我们，国别文学概念的出现，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文学史观念得以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因为独立的、统合的“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学”的意涵出现，人们遂由此出发追溯各国家、民族以往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历史，而有了各国家、民族文学的叙事；同时，这也意味着文学是一集合的概念，“变成最为普遍适用的词了”（同上），包括按照批评所设想的价值来界定此“文学”。 彼得·威德森曾特地将韦勒克的上述论断标示出来：文学“这个词”在1760年代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双重过程，一个是“民族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审美化”的过程。所谓“审美化”，即界定为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特殊的作品，“实际上也就开始将一种新的、更高的价值赋予了这一可以区别辨认的品种”。而所谓有价值的文学，所表现的又不仅是纯粹的“审美价值”，如他又引布克尔(Buckle)的话，将之视为一种形式，“一个国家的有关知识被记载于其中的形式”，那意味着一种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84] 既然在西方，“文学”的新含义伴随着民族化，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的，国别文学概念的出现，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文学史观念得以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作为跨语际的转换，像东京大学那种国别文学学术体制的形成，正可看作是新概念在制度上的临界。 文学史知识体系的移植，也就发生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中。当然，相比较制度的稳定性，作为个案的文学史要更显先锋性。明治二十三年（1890），东大和汉文学科的两位毕业生——三上参次与高津锹三郎合著《日本文学史》并正式出版，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他们编撰此著的直接动因，是大学期间经常翻阅西洋文学书籍，尤其是发现所谓文学史所受到的刺激： 当时我国并无文学书籍，亦无文学史，因而倍感研究本国文学较之外国文学更加困难，每每羡彼怜此，于是兴起了让我国有不逊外国的文学书和文学史的慷慨之念。[85] 深层原因自然是这个时代勃兴的铸造民族意识的信念。在该著绪言中，作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国别文学的概念： 所谓一国之文学，即一个国家的国民运用该国的语言表达其独特思想、感情和想象的作品。（同上，第2页） 解说既申张了该著民族化的属性，乃日本国文学史，又清楚地界定了“文学”。他们对“文学”所下的定义原本就是：“文学乃指以某一文体巧妙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想象者，兼具实用与快乐之目的，并传授大多数人大体上知识者。”（同上）相当完整，同时显然已经是狭义化的了，基本上属西方唯美主义之前的文学观念。从其下文将小说归为“美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等归为“理文学”（同上，第3页），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当然，这当中有出于调和立场的所谓文学全体之要求。 川合康三曾提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明治日本，相对于“日本文学史”于1890年代前半出现，“中国文学史”则集中于1890年代的后半，正说明了两者的关系。[86]这表明，受欧洲国别文学史的影响，19世纪上半是日本文学史的推演期，之后，当其有意追溯日本或东洋文化渊源时，中国文学史的推演也就出现了。二者之间，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即便是其时所谓“支那文学史”，说到底，还是为满足日本近代“国民精神”的需要而提供的学术性产品。 我们知道，1877年成立的东大文学部，所取“文学”名，是相当于humanities意义的广义的人文学术，与此相对，“用文字写成的语言艺术”则被称为“美文学”、“纯文学”。铃木贞美举夏目漱石《虞美人草》之例，说明“纯文学”在明治日本并非与“大众文学”相对的概念，而是与哲学、史学相对的概念。[87]所谓“美文学”也好，“纯文学”也好，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西方literature概念狭义化过程中的重新界定，给予一个限定的称名；与之相适应的学科调整，则正是文学不断从其他学科分离、独立出来。故铃木贞美又说：“将‘纯’字去掉只说‘文学’，从语境上也能分清指的是语言艺术，这大概与明治三十年（1898）东京帝国大学从制度上最终明确了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区分有很大关系。”[88]那么，汉语词汇“文学”如literature一般，同样经历了通过狭义限定来实现新旧义项的转换，已经相当清楚了，而这一新词义的转换，毕竟是明治日本在其移植西方人文学科与文学史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实现的。 结语 以上我们大抵检视了晚清民国初文学概念转换的历史语境与路径，尝试在中西方以及日本之间已经构成的文化交涉中，探讨文学领域现代化历程的某些细节，归根结底，还是试图据一种内在理路，清理我们今天文学概念的由来。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概念的转换，是不同文化与时间作用的结果，问题是，这样的过程是否可以还原？至少在比较交涉诸方各自原有知识系统的基础上，清晰呈现这种知识迁移以及带来的生化反应，希望能够让概念回归历史。 清人所承接的文学概念方面的遗产，汉以来以诗赋为中心、注重语言组织构造形式的“文章”，作为中世文学极为鲜明的形态特征，固然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传统；然至唐宋古文运动的出现，虽然看上去还是在“文章”的框架内提出复古的要求，实际上绝不仅仅是一场文体革命，反映的是文学认识上的一种结构性变化。其所强调的“学”的维度，令“文章”在价值观上向更早出现的“文学”倾侧，应体现经典、礼乐制度等所具备的功能，文学概念的容量有了很大的扩展。理学家为申张儒学，否定“文章”的任何价值，“文”、“学”遂而断裂。当然，这种反对的声音，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助将“文章”的价值提升至以经典为中心的“文学”层面，唐宋古文家对文学的认识渐而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接受。清代考据学的语境下，学者既然旨在围绕古代经典还原展开研究，其对文学的认识，无论价值重心、容量，大抵不出此范围。由此我们亦可看到，所谓的历史选择机制，当然是由特定时代相关群体或文论家个人的意图与倾向所显现，但在其背后，更有一种相当持久的意识形态的制衡。 中西之间文学概念的译介，确是明清来华传教士已有所尝试，尽管算不上稳定，然可以肯定还是在传统义范围内开展的。值得强调的是，以传统Literature义对应传统“文学”义，有其本来的可通约性。接受汉语“文学”传统含义这一认识装置的明治日本学者，最初有沿用早期传教士之译法者。而当Literature词义狭化时，当然也可以用“文章”来指称（其注重语言文字的组织构造形式，与Literature近代新义项“以文字表述的语言艺术”有某种可通约性），如西周曾经有过的考虑，但为什么不可以也采用狭化的方式，如一开始用“纯文学”、“美文学”来作区分？因为Literature词义狭化时，它与“文学”对译的关系已经发生。更何况，这个自身原就带有后缀“学”的名词，似乎是天然用来表示知识或学术领域的。显然，明治日本最终就是运用此重新界定的“文学”与狭义的Literature对译并加以推广，而这光靠概念无法完成，乃通过整个学科体系和国别文学史的输入、对接协同实现。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说，“文学”这一语汇，在对译中配合literature狭义化新义项，实现自身狭义化新义项的转换，还是明治日本在引入整个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进程中完成的。 注释： [1]【美】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2]【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3]【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4]【法】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前言”，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5]《文学的疗效》，吴持哲编《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7]（魏）刘劭《人物志》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扬子法言》“吾子卷第二”，四部丛刊景宋本。 [9]刘勰《文心雕龙》卷二“诠赋第八”，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刻本。 [10]《文史通义》内篇六，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11]《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所谓“《六经》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亦可帮助我们理解。 [12]刊载于《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 [13]《七录序》，《广弘明集》卷第三，四部丛刊景明本。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 [15]同上卷首。 [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三“集部”十六。 [17]《大清光绪新法令》第七类“教育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初版）。 [18]《感兴奉送王少府序》，《王子安集》卷七，四部丛刊景明本。 [1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一“子部”三十一。 [2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集部”三十二。 [21]《大戴礼记注》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四“集部”十七。 [2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 [2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集部”二十五。 [25]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所著《中国学术文艺史》中所言：“文学、文艺二词，本为中国所固有，并非起于西洋文化输入之后，而使用的方法，向来很暧昧，含义颇多。自从作为英文Literature的译语后，概念益觉含混……”胡锡年译，世界书局1943年版，第11页。 [26]见氏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编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其下又详说曰：“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诸子流派益歧而蔚为子部，史有马、班而史学立，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 [27]具体内容及其背景分析，可参详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28]参见《刘申叔遗书》上册，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528页。 [29]参详《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国粹学报》第3年第1号(第26期)。而前一年刘师培编纂的《中国文学教科书》，实为文字学著作。 [30]【日】铃木修次《“文学”の訳語の誕生と日·中文学》，古田敬一编《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版，第333页。 [31]《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文中于阮元学海堂讨论“文笔说”的资源，包括刘天惠、梁光钊等各自的《文笔考》，颇有借助，以资参证，值得注意。钱基博所论，见《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有关“文学”的定义部分，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32]参见杨明《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一语的含义》，《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杨明教授此文乃支持并申论兴膳宏《“文学”与“文章”》一文对郭说的商正。兴膳宏文收入《佐藤匡玄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学论集》，朋友书店1990年版。 [33]《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河东先生集》卷三十四，宋刻本。 [34]《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范文正公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35]《胡彦承文稿序》，《雪楼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本。 [36]黄霖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7]朱熹《四书或问》卷十六《论语》“‘先进’第十一凡二十五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二程遗书》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程伊川集二十卷”条，四部丛刊本。 [40]参详《答吴知录书》，《浮溪集》卷二十一，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41]见《题<妙絶古今>篇目后》，《东山存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如陈懿典《尊师焦澹园先生文集序》曰：“自汉至宋，称文者自为文，言学者自为学，独韩欧曾王苏氏诸君子，知本之六经以为文，有志于圣人之学而不肯为徒文之士，庶几足传，而学犹未能知性，是以犹未免于文人之名。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应德，志真儒之学而擅通人之才，其为文得古人之法，不寻今人之习。” （《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一，万历刻本）则从阐扬其师出发，尚嫌唐宋古文家“学犹未能知性”。 [42]吴子良《筼窗集续集序》，《筼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乾隆刻增修本。 [44]《随园诗话》卷六，乾隆十四年刻本。 [45]《戴东原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46]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引戴震语，《戴东原集》卷首。 [47]《述庵文钞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嘉庆十二年刻本。 [48]《呈覆座主朱石君尚书》，《岱南阁集》卷二，《孙渊如先生全集》，四部丛刊本。 [49]《味经窝类稿序》，《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六，嘉庆十一年刻本。 [5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集部”三十二。 [5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史部”三十九。 [5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集部”二十七。 [53]《科学一斑》1907年第3期。 [54]参详【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四节“禁书与书籍检查”，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55]参详【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附录2《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56]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5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第250页。 [58]《中国·日本の近代における文学という翻訳語の成立——清末上海滯在のィギリス人宣教師ウドキンスによる<希臘為西国文学之祖>の執筆をめぐって》，日本比较文学会《比較文学》第40辑，1997年，第7-18页。 [59]如《W. Lobscheid小伝——<英华字典>无序本とは何か》，《文学論叢》第109辑，1995年；《Lobscheidの<英华字典>について——書誌学的研究（1）》，《文学論叢》第114辑，1997年；《Lobscheidの<英华字典>について——書誌学的研究（2）》，《文学論叢》第116辑，1998年。 [60]参详沈国威《近代英华辞典环流：从罗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务印书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11月，第723-726页。 [61]《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7-48页，第69页注释105。 [62]【德】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著《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等译，郭大松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63]【日】铃木贞美《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的意义与方法》，孙江、刘建辉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8页。其自引相关专著《“日本文学”の成立》，作品社2009年版，可以参看。 [64]朱之瑜《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三杂著四“笔语”，日本正德二年刻本。 [65]刊载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该文对马西尼所举新教传教士裨治文、马礼逊、艾约瑟诸条“文学”义，亦皆略作辨析，认为毋宁说与中国古典以“文学”为广义学术的用法更为接近。 [66]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欧逻巴总说”，崇祯《天学初函》本。 [67]艾儒略《西学凡》，崇祯《天学初函》本。 [68]《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日本中介》，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梅新林），未刊稿，第47页。 [69]【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8-270页。 [70]《职方外纪》卷首。 [71]【日】仓石武四郎讲述《日本中国学之发展》，杜轶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72]余来明《“文学”译名的诞生》，《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潘德宝《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日本中介》，未刊稿，第42-43页。 [73]沈国威《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页。 [74]参见【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第一卷下册，第三十二章“拉丁经典的流传”，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5页。 [75]【日】小玉斉夫《西周と日本“語学”》，《駒沢大学外国語部論集》第14辑（1981），第112页。 [76]《‘文学’の訳語の誕生と日·中文学》，古田敬一編《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第334页。 [77]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270页。 [78]古田敬一编《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第333页。 [79]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第22页。 [80]【日】铃木贞美《文学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81]可参看铃木贞美《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的意义与方法》，孙江、刘建辉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第231-233页。 [82]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所论出自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68) 一文，收入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83]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271页。案，这里的引文疑有如下问题：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所著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über前脱Fragmente，一般译作《近代德国文学片断》；Les Siècles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Les后脱Trois，de后脱La,当为卡斯特尔（Antoine Sabatier de Castres，1742-1817）所著,一般译作《三个世纪的法国文学史》。 [84]【英】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张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 [85]【日】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日本文学史》“绪言”，东京：金港堂，1890年，第1-2页。 [86]【日】川合康三《中国文学史的诞生：二十世纪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之一面》，收入叶国良、陈明姿编《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文学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87]《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的意义与方法》，孙江、刘建辉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第233页。 [88]铃木贞美《文学概念》，第220页。 作者简介：陈广宏，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