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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体小说论要》导读

http://www.newdu.com 2018-02-08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李小龙 
    中国古代小说渊源甚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小说的研究却很晚——真正以学术的态度来对待小说,大概自鲁迅、胡适二位先生始。不过,从他们的学术规划而言,小说研究仍属余事,故其研究虽弘宇初辟,然尚未专精。直至当代,学者以古人研经攻史之力治小说,方使小说研究得入学术堂奥。程毅中先生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
    程先生在古典小说研究方面对当下学界影响深远,我自己的经历或可为代表。从《古小说简目》到《唐代小说史》,从《古体小说钞》到《宋元小说研究》,再加上先生擘划肇端的《古体小说丛刊》陆续问世,先生在中国古体小说方面精审的整理与深细的研究成为我古代小说知识结构中相当重要、且最为稳定的一部分,这也是我多年来喜欢古体小说、继而研究古体小说的基础与指引。
    当然,喜欢古体小说的读者也会不同程度地喜欢近体小说,我也一样。事实上,程先生最早的研究方向得乃师浦江清先生指导,原即在近体,如最早出版的学术专著《宋元话本》即是。而在前举《宋元小说研究》一书中,亦有相当篇幅是论及近体小说;几乎同时,先生以研治古体小说的精博之力,又整理出《宋元小说家话本集》。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其实深受古代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不同文体多所轩轾,如重诗文,轻小说,而在小说之中,因古体小说与文相近,故又重古体,而轻近体。所以,在古体小说整理方面,虽然总体来说尚不及诗文甚至不及所谓的史料笔记,但其中之荦荦大者仍有相当好的成果问世;但近体小说便无此幸运,就连近体小说滥觞时期的重要作品如宋元话本都一直没有得到最认真的对待。所以先生《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的问世确如空谷足音,为近体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文献。此后,先生又陆续出版了《明代小说丛稿》、《程毅中文存》和《程毅中文存续编》,这三部论文集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以近体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每篇论文都对古代小说研究有扎实的推进。
    2009年,先生将其最近关于古体小说的文章辑为《古体小说论要》一书出版,这使我们得以了解先生对古体小说宏观的思考。那么,相较于此前先生的学术印迹,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能看到与前书相继的《近体小说论要》问世,现在,北京出版社终于将我们这一愿望也变成了现实。
    捧读先生新著,我有以下几个最鲜明的感觉。
    第一,先生治中国小说史,往往能下大判断。对普通人来说,作大判断最为轻易;然对学者而言,非有大学问且有巨眼者不能为。
    先生治小说超过半个世纪,总体格局很清晰地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名称有较合中国小说实际的意见。比如先生认为学界通常使用的“通俗小说”这一概念“可能是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巨大影响所奠定的,大概是为了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相区别”,但这一概念却不清晰,可能会与现代的通俗小说混淆,而且与文言小说“不能构成相应的两分法,在逻辑上不是统一的分类概念”(在我看来,“通俗小说”这一称谓还有小说界革命以来推尊西方小说文体、轻视中国小说的复杂潜台词),所以,先生一直坚持用古体小说与近体小说来指称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
    再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小说有两大变迁,这已成为中国小说史的经典论述,但先生根据新的资料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当有三大变迁,“第一次变迁的转折点在建安时期,由于叙事赋的关系,对于虚构艺术,对于代言,对于叙事,这些都有所发展”。增加的这一变迁非常重要,因为它完善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呼应了第三次变迁后蔚为大观的章回小说。
    在本书中,这种闪烁灼见的大判断也很多。如先生指出:“创作方法的进步,是中国小说第三次变迁的一大成就,是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进化的。总的说,中国文学的主流由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是近体小说的一大贡献。”从创作方法来界定近体小说的贡献,确实发人所未发,一语道出明清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主线。
    第二,紧随大判断之下,是擅长从整个小说史着眼来彰显小说发展隐藏的脉络。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古代小说数量众多,经典作品较为人熟知甚至喜爱,其余的则阅读率低,读者不太熟悉,但那些作品却常常是学术史中必要的一环,因为缺少这些环节,一般读者都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比如《三国志演义》素材来源是学界常规的研究课题,但程先生却能心细如发地指出一些被学者忽视的部分,如卷二《王允授计诛董卓》中李儒劝董卓把貂蝉赐给吕布,并提及“撧缨会”事,程先生指出其中的蒋雄只有小说家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风穿珠户透簾栊,灭烛能交蒋氏雄”的记载可为旁证,知当出自当时讲史的平话。再如注意到小说夹注中云赵云不得从祀武成庙事,指出其见于小说家话本《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并考《如梦录》所载确有赵云、伍子胥二人为武成庙把门事,且据官方文献指出历来武成庙从祀功臣本无此二人,则此或为小说家的虚构。
    再比如,在论述《儒林外史》时,指出吴敬梓摹仿了《水浒传》的结构,“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就像是《水浒传》的《引首》,继承了前人串联人物、故事的手法,稍加变化”,“祭泰伯祠一回的作用与《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一回相似”,并深刻地指出:“《儒林外史》则继承了《史记》写合传、类传的体例,又借鉴了《世说新语》的志人手法,提炼典型的言行活动和故事情节,刻画了各类人物的个性,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儒林’立传,写出了一群文人的众生相和升沉史。它是用白话写的长篇小说,是古体志人小说夺胎换骨的创新。”这既是对小说史隐脉的彰显,又是基于小说艺术发展的大判断,既新颖,又精切。
    第三,先生不仅能抓住小说史的脉络,在解读具体小说作品时,对小说叙事脉络的把握也有非常好的艺术敏感。
    如前举评《儒林外史》结构之源于《水浒传》,指出其“与《水浒传》前半部相似,只是后面没有一个像宋江这样的人来统领一百单八将受招安的大结局而已”,立刻便把二书结构的同异显示出来了,循此返读二书,便会从新的视角看到新的世界。在探讨《西游记》时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世本中八十一难的次序,其前第七十难‘花豹迷人’见于第八十五至八十六回,其后第七十二难‘黑河沉没’却见于第四十三回,而‘荆棘吟咏’则见于六十四回。可知世本的次序已经前后移置,而八十一难的簿子却保留了早期版本的某些痕迹。”这种次序的排比推定是很能显示出版本流变痕迹的,但需要对作品的敏锐把握。
    再如分析《儒林外史》时,先生多次指出,其许多细节都关照到剧中每一人情节的脉络,这些脉络都是有独立的流向而辐辏于此的,从而也便显示出吴敬梓经营的苦心与技巧的高明,“决不是几个短篇小说的串联。而且在前后呼应中还暗藏了许多讽刺的钉子”。这种对情节隐性线索的还原非常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来理解《儒林外史》。“伟大也要有人懂”是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一个评述,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此书的推崇与对读者不能体会其伟大的遗憾,但是,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我们可以听出他对此书结构还是若有憾焉。但我一直都不能认可这个观点,看到程先生的论述,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第四,非常注重小说语言提供的信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小说虽是叙事文学,但毕竟要依靠语言,但小说艺术较之于诗则恰如“得鱼忘筌”的成语所说,更易跟着故事走而忘记了语言。但学者必须对小说作品的语言进行定位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探讨小说的叙事与人物。
    如《水浒传》一书,创作时代一直众说纷纭。先生根据近代汉语的研究,指出其书中一些宋元时期的用法,如“闲汉”,《拦路虎》、《定山三怪》、《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均有用及;“太平车”,《种瓜张老》、《东京梦华录》有其例;“五七”一词则《宣和遗事》、《红莲记》、《拦路虎》、《错认尸》、《吊诸葛》、《贬霸王》、《山亭儿》、《定山三怪》均曾出现;“足钱”亦可举出《东京梦华录》、《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宋史》、《宋四公》、《种瓜张老》等文献来相证。《西游记》也是如此,其中有“吾当”一词,“是单数的第一人称,见于敦煌本《伍子胥》话本。元人杂剧中屡见”;再如“在动词前加‘打一’,是宋元话本里常见的语法结构,《水浒传》里还常见,到明代后期就不见通用,因此不可能是嘉靖以后的语言”。
    这些语词的使用都有足够坚实的援证,据此,我们虽然仍不能确定今天《水浒传》、《西游记》确切的成书年代,却可以确定其中一些内容当早在宋元就已成型。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多年来拜诵先生书的最大感触,那就是先生对他老师的尊崇,这种“古人之风”绝非形式上的,也并不单纯是情感上的,应该说,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守护与传承。
    读先生著述,时常可见先生追记老师之教诲;不仅如此,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在宋元话本之整理、研究方面兢兢业业,不肯稍懈,先生每自云实为交给浦江清先生迟到的作业——先生大著《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即将推出修订版,先生即曾云此为“对浦先生的永恒的纪念”。《近体小说论要》也同样如此,先生在《后记》中说:“我对第二位导师吴组缃先生的小说史学术思想,谈过一些个人的体会,把它作为本书的代序,因为在小说史的宏观考察上接受了吴先生的指导。”卷首《试述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学术思想》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吴组缃先生对中国小说史的观点,并且,先生也把这些观点生发、延伸到他的文章之中,相信仔细阅读本书的读者都可以感觉到。之所以对此深有感触,是基于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看法:中国传统学术强调“师法”,然因诸多原因被当代人弃如敝屣,甚至有人以西谚“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相标榜。其实,尊重真理为自然科学之铁律,以自然科学之最终目的即在“真”之一字,然将此移于人文科学却未免简单粗暴:人类的任何认识在自然科学中会有一个最终的裁决者,即客观世界,不尊重这一点便会头破血流;但人文科学之目标在于认识人类自身,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都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所以,这种认识绝非一个“真”字所能概括,不同学说只是认识人类自身不同的入口罢了。以人文科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在入口处便分庭抗礼、分宗立派,而是谨守家法,传承师训,把重点放在对师说进行更深入地延伸甚至完善之上;如果有人尚未望到师长的项背便凭一己之得要“尤爱真理”,要杀个回马枪然后自立山门,就只能让人文科学研究陷入浅薄与纷扰之中。在这一点上,程先生所体现出的“古人之风”正是中国传统学术薪火相传方式的显例,他全面继承了老师的学术风格,发展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不但发扬师说,而且也形成自己更为深厚博大的学术气象。
    以上读后感都是我在学习此书过程中的一点学习笔记和心得,但是完稿后再看却心生惭怍。遗山有句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这可能是后学评述前辈的最大尴尬。好在如果读者诸君已经拿到了这本书,也还可以帮我避免尴尬,那就是可以直接阅读先生宏文,聆听先生清诲,从而找到解开中国传统叙事智慧的钥匙。
    作者简介:李小龙,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近体小说论要》一书,北京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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