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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

http://www.newdu.com 2018-02-08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刘勇强
    如果只从中国古代小说中挑选一部代表作,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选择《红楼梦》,这可以有很多理由,也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这几乎是一种不容质疑的答案。换言之,《红楼梦》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范本,小说的评判与阐释、小说史叙述、小说创作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都离不开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
    一、“这才算是小说”:《红楼梦》作为小说标准的确立及其内涵
    从《红楼梦》问世起,它就开始了经典化亦即成为了小说标准的过程。“脂砚斋”是最早用《红楼梦》衡量小说的批评家。在脂批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将《红楼梦》与其他小说相比较的评论。实际上,有意与其他小说相区别,也是曹雪芹的创作初衷。在第一回,他就声称“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1]把自己的创作置于与“历来野史”不同的立场上。正是基于对曹雪芹这一立场的认同,脂批也从开篇就指出《红楼梦》“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甲戌本第一回眉批 [2]),进而明确将其确立为小说的标准,如第十六回针对秦钟魂魄描写,甲戌本夹批:“然游戏笔墨一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这才算是小说。”虽然就此一描写而言,脂批未必得当,但“这才算是小说”的标准意识却极为显豁。第二十七回甲戌本有批语称“开生面、立新场,是书多多矣”同处庚辰本批语更称其“愧杀古今小说家也”。
    脂批肯定《红楼梦》“打破历来小说窠臼”“开生面、立新场”,认为“这才算是小说”,主要强调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作品真实性与思想内涵的问题,第十八回叙黛玉剪破香囊时,庚辰本夹批:“若以儿女女子之情论之,则是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系今古小说中不能写到写得,谈情者亦不能说出讲出,情痴之至文也。”第七十七回叙王夫人搜检怡红院,庚辰本夹批:“况此亦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捏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臼相对。”这两条批语都从真实性的角度说明了《红楼梦》对“今古小说”的超越。
    二是关于人物刻画的问题,《红楼梦》第三回叙迎春等三姊妹各不相同,甲戌本批道:“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第六回描写凤姐见刘姥姥的情景,甲戌本侧批:“至平,实至奇,稗官中未见此笔。” 第十九回叙宝玉言语,庚辰本夹批称:“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不曾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第二十回叙黛玉学湘云咬舌,庚辰本夹批:“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 第四十三回叙尤氏才德,庚辰本夹批:“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第四十八回用“呆头呆脑”形容香菱学诗,庚辰本夹批:“‘呆头呆脑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个女子皆曰‘聪敏伶俐’。”这些批语都强调《红楼梦》突破“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陈规旧习,为人物描写提供了值得效法的新经验。
    三是关于叙事手法的问题,第十三回写秦氏丧事时,插叙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庚辰本眉批:“所谓层峦叠翠之法也。野史中从无此法。” 第十七回写大观园田园风光,庚辰本批:“又笑别部小说中,一万个花园中,皆是牡丹亭、芍药圃、雕栏画栋、琼榭朱楼,略不差别。”第五十二回叙宝黛对话,庚辰本夹批:“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岂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之小说可比哉?”这些批语分别指出了《红楼梦》在不同叙事环节方面艺术手法对“别部小说”的超越。
    脂批在大力肯定《红楼梦》创新价值时,还经常与特定的小说作品或小说类型相比,力图使《红楼梦》的独特价值在比较中得到更清晰的确认,其中《金瓶梅》应是脂批者心目中《红楼梦》之前的一个重要的小说范本,如第十三回叙及贾珍、贾政在为秦可卿后事的不同态度时,甲戌本眉批:“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 第二十八回叙薛蟠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时,甲戌本眉批:“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 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我不做这剩忘八”,庚辰本夹批:“奇极之文!趣极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诸批强调了《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相似和《红楼梦》的“更奇”。
    除了《金瓶梅》,脂批还多次提到了《水浒传》《西游记》。对《水浒传》,脂批也多从正面着眼,如第二十四回描写了泼皮倪二,庚辰本批道:“这一节对《水浒》杨志卖大刀遇没毛大虫一回看,觉好看多矣。”意在说明曹雪芹不仅善于描写大家气象与儿女情长,市井生活也同样也能刻画传神。第二十六回从贾芸眼中写袭人,甲戌本侧批:“《水浒》文法用的恰,当是芸哥眼中也。”说明了《红楼梦》对《水浒传》叙事手法的借鉴。对《西游记》,脂批则似乎不以为然,第三回黛玉提到癞头和尚时,甲戌本批:“通部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 第八回叙宝玉问宝钗冷香丸时,黛玉来了,蒙本侧批:“又一转换。若无此则必有宝玉之穷究,宝钗之重复,加长无味。此等文章是《西游记》的请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到,无不扫地完结者。” 甲戌本第十三回卷首批曰:“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游》之套。”实际上,脂砚斋对《水浒传》《西游记》的看法隐约可见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红楼梦》小说标准的确立,与传统的小说评点所揭示的小说特征、经验有所联系,换言之,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
    脂批对小说模式化的批评更集中的是针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展开的。第五十四回贾母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是开篇曹雪芹在叙述层面已申明态度的内化,故此回庚辰本批语称:“首回楔子内云‘古今小说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犹未泄真。今借老太君一写,是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作书。”这里,明确将创新意识与能力当成小说创作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脂砚斋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代读者与批评者,阐述了《红楼梦》作为小说标准的多方面的意义,而核心在于强调《红楼梦》打破了以往小说的模式化倾向,从而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小说范本。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认脂批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产生过或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过影响,但由于《红楼梦》的广泛传播与“红学”研究的展开,《红楼梦》作为小说标准意识却不断充实和自觉,并逐渐成为中国小说史不可移易的座标。在近代,就有如下说法:  
        《红楼梦》叙述儿女子事,真天地间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之作。(杨懋建《梦华琐簿》)
    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赵之谦《章安杂说》)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矣。然于二者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曼殊《小说丛话》)
    《红楼梦》,小说中之最佳本也。(觚庵《觚庵漫笔》) [3]
    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无一例外地都将《红楼梦》抬举到中国古代小说第一的高度。
    随着“新红学”的产生和小说史学科的建立,《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最杰出作品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按照这样的定位,加上进化论的思想,小说史的叙述大体形成了以《红楼梦》为高峰、之前为铺垫、之后为余波的脉络。而对《红楼梦》的肯定,则几乎涵盖了小说构成要素的各个方面,诸如真实性、悲剧性、人物个性化、语言运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等等,《红楼梦》无不被赞许有加,视若典范。
    二、从小说史看《红楼梦》的缺限
     
    质疑《红楼梦》的标准意义是不明智的。这不仅因为前有一二百年的红学已经为它建立了无所不敌的屏障,后有广大红迷作为它强有力的捍卫者,还因为确实没有哪部古代小说可以如《红楼梦》那样生发出几乎无穷尽的“话题”。不过,对于丰富的古代小说来说,只见树木、那怕是参天大树,不见森林,终究是一种缺憾。何况《红楼梦》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有待深入认识与客观分析的缺限。俞平伯晚年曾这样说:
    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般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的理解。我早年的《红楼梦辨》对这书的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错误的,却亦很少引起人注意。不久我也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去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的。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4]
    遗憾的是,俞平伯并没有对他所说的《红楼梦》的缺点、漏洞给出具体的说明,他的感想式评论并不足以改变人们对《红楼梦》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
    正如脂批是在与其他古今小说相比中确立《红楼梦》标准意义的,如果要对《红楼梦》的标准意义作某种矫正,同样也需要有比较的眼光。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就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提出过一个重要见解:
    《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惟《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不夸张,也不过度的形容。像她这样的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也许有点黑暗的,偏于性生活的)的,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5]
    如前所述,脂批已从人物描写的角度提到《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后人也多指证这两部小说的联系,如曼殊《小说丛话》、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诸联《红楼评梦》等,都认为《红楼梦》从《金瓶梅》“脱胎”,据称毛泽东也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6]不过,一般论者通常是在指出《红楼梦》继承《金瓶梅》基础上,肯定其后来居上。而郑振铎则是力图确立以《金瓶梅》为“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的新标准。可惜郑振铎也没有对此作充分阐释,他的这一观点或新标准并没有在小说史叙述中得到有效的展开。我们看到的相关研究,仍然是战战兢兢。例如格非的新著《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秉持“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信念,深究“《金瓶梅》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并对这样的断语有了一定的认同,[7]但基本思路还是“如果没有《金瓶梅》的奠基之功,《红楼梦》高屋华厦之建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依然印证着印证的小说史格局。
    不过,随着小说史研究全方位的深入,其他小说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将《红楼梦》置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应该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试而言之,约略有以下几点或可讨论。
    第一,虽然许多《红楼梦》的评论都将这部小说抬举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高度,但作者在描写上其实是有着相当高的自我约束的,如甲戌本《凡例》就反复强调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不敢干涉朝廷”,“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等。[8]尽管有的研究者倾向于相信这只是作者的遮掩之词,小说的内容实际上也不只限于“闺友闺情”,但如果与《金瓶梅》对市井社会的描写、《歧路灯》对子女教育问题的描写、《儿女英雄传》对官场弊病的描写等等相比,《红楼梦》在社会描写面确实有所不足。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说: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9]
    这可以说是最早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的观点,与狄更斯的小说更生动全面描写了社会下层相比,《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确有逊色。当然,任何一部小说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百科全书”之类的评价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不能要求小说家以此为目标。问题是,《红楼梦》对贾府背景描写的简化、虚化,是否有可能妨碍了这部小说在更宽广的层面展开社会矛盾,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文革期间,一些评红文章为了突出同《红楼梦》对所谓阶级斗争的表现,不得不抓住书第二回“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几句套话一再引用,反映出从这一思路夸张《红楼梦》现实价值的窘迫,也从反面说明《红楼梦》的社会描写是有局限的。
    第二,曹雪芹着力描写的主人公宝玉、黛玉、宝钗等,当然具有超出以往古代小说人物刻画的心理深度。但是,宝黛钗等人物只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范围的拘促,是否也会造成了人物精神世界的狭小、单一和纤弱?或者说相关描写因此而失去了一些普遍性、真实性?从古代小说的实际来看,即使是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也往往力图在更宽广的社会领域展开人物的感情经历。《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借天尊之口说:“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10]这虽是作者文康的自我标榜,意在与《水浒传》《红楼梦》之类小说较量,但不能不说,他以人物类型为中心,是抓住了一个求变出新的着力点,而《红楼梦》过于偏向于儿女情长的维度,也确实有其局限性。一些红学论文在围绕宝黛、尤其是黛玉的“病态美”作文章时,不得不强调社会压力等外在因素,而忽略了类似人物在同样的环境下,并非都趋于“病态”的事实。换言之,宝黛的“病态美”一定程度是在作者审美观引导下刻意描写的结果。这也是小说中人物性格具有某种恒定性的原因之一,所以,黛玉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一出场便有“娇袭一身之病”“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姿态。
    第三,在艺术构思上,曹雪芹兼采古代抒情、叙事两大艺术传统,既有基于写实的真实描写,又有基于思理的抽象与幻象相结合的虚拟描写,现实世界与太虚幻境不只在开篇的结构上确立了“假”与“真”、“无”与“有”的观念分殊,又通过大观园构成了一个现实与理想融合的艺术世界,堪称小说叙事的一大创造。然而,大观园毕竟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与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有一定距离。也就是说,一个虽不是孤悬世外,却多少对外部世界封闭的园林,作为真实世界的写照,不可避免地要对后者作某种提纯或改变,比如在怡红院中,一个公子哥儿和十余个丫环同住在怡红院里、乃至与众小姐同住在大观园中,这样的场景折射着“大虚幻境”,却很难想像是完全真实的现实环境。作者努力通过对人物关系、人物心理的真实把握与表现,拉近艺术想像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却无法使象征性与写实性完全融合。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小人拨乱其间的模式化描写常受诟病。但在现实生活中,小人的存在毕竟并不鲜见;从艺术的角度说,引入反派角色,也可能令才子佳人单纯的爱情关系更富有张力。试想如果在宝黛钗之间,还有恶势力的作梗,会有怎样的情形发生?这不是说木石前盟、金玉良缘的观念对峙不足以引发充分的矛盾,曹雪芹已经在他所设定的环境中,展示了极具深度的情感冲突。不过,当主人公如宝玉所面对的最大的外部冲击,可能只不过是第七十七回那种灯姑娘的调戏,小说家所刻意营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对他是否也缺少了一点更为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复杂与冷峻呢?
    第四,《红楼梦》毫无疑问达到了小说艺术水准的新高度,这已经被历来的红学研究反复论证。但是,作品中存在大量疏漏甚至粗疏的描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在章回体制上,《红楼梦》堪称圆熟,有时却也不免有过于雕凿的地方。作者声称披阅十载,分出章回,分回标目自是较为用力之处,总体上也可以说完美地体现了章回小说的体制特点。可是小说的分回处,仍有因袭传统而不甚通变处,如第七十二回末尾叙“赵姨娘方欲说话,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惊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第七十三回开篇接叙“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塌了屈戍了吊下来。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自己带领丫鬟上好,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不在话下。”[11]这种故弄玄虚的分回,几近儿戏。相比之下,《儒林外史》《歧路灯》《蜃楼志》等小说的一些分回,不拘之前的章回小说多于分回处故设悬念、引逗下文的叙事惯例,它们所采用的自然过渡,更接近现代小说的结构方式。至于回目方面,《红楼梦》虽过份讲究,也不无可以推敲之处,如桐花凤阁批语对《红楼梦》的回目文字,就多有指摘。不但如此,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对书中其他种种不足,也时有疵议。如在第五十三回,指出薛家是外姻,宝钗、宝琴“万万不应随同贾氏子姓至宗祠,此段总属败笔”“从宝琴眼中看出宗祠规模,实不合也”;针对第七十回贾政因海啸奉命赈济暂不得归,桐花凤阁本又有批语称“此等叙述,多不入情。书中似此败笔,正复不少,须细心人改之。海啸似非春令所有○时方暮春,何以学政即可回京?”[12]虽然这些批评未必句句在理,但比盲目神化《红楼梦》,应该有助于读者思考相关情节的真实性、合理性,毕竟这也是脂批所确立的《红楼梦》标准意义的一个重要指标。
    反过来看,明清时期,即使不说《金瓶梅》《西游记》这样的奇书,一些并不那么起眼的小说,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有超越《红楼梦》的地方。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一书中就曾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给予过极高的评价,他甚至认为这篇话本小说是“明代最伟大的作品”,并说它在表现人性上,超过了《金瓶梅》和《红楼梦》,进而设想如果沿着它的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小说的传统一定会变得更加优秀。[13]
    必须强调的是,指出《红楼梦》存在的不足或缺限,并不是要否认它的艺术成就,只不过是要说明,任何一部小说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达到超迈其他的顶点。如果我们充分考察了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也许就不会将“打破历来小说窠臼”“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等说法,简单地奉为不二法则。
    三、《红楼梦》对现当代小说的引领与制约
     
    《红楼梦》问世后,它就是小说家不能无视存在,并成了小说家效法或争胜的一个对象,如文康作《儿女英雄传》,就既有效法《红楼梦》,又欲与之抗衡的明显意图。而当《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的巅峰地位被确立以后,它对中国小说就更具有了路标性的意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便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五四之后以至当代,《红楼梦》仍然成为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14]
    《红楼梦》对现当代小说的引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现象,从题材类型上看,在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等类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在人物塑造方面与《红楼梦》有相似之处;巴金的《家》以大家庭为题材并具有一定“自叙”性,也与《红楼梦》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更自觉地从《红楼梦》中吸收营养,在谈到《金锁记》的创作时,她说《红楼梦》与《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15]当代作家效法《红楼梦》的也不可胜数,如路遥称在写《平凡的世界》前,重点研读而且是第三次研读《红楼梦》;[16]王朔说:“《红楼梦》是我的根儿,我初中看了五遍《红楼梦》。”[17]又有学者在评论贾平凹的《废都》时指出,“我相信贾平凹是认真地决心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的”;[18]连金庸的武侠小说,研究者也多指出其与《红楼梦》一脉相承的关系。[19]计文君《谁是继承人——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其中明确提出了“《红楼梦》范式”的概念,并富于创见地区分了现当代作家对《红楼梦》叙事范式的整体性继承和对《红楼梦》小说艺术局部地学习和借鉴。
    与此相关,还有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虽然《红楼梦》为现当代小说家所熟谙或效法,很多文学史家却指出,近百年并没有出现一部公认的可与《红楼梦》相媲美的长篇巨制。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有专章讨论“《红楼梦》与五四小说”,从“在神圣施、曹,土芥归、方”思潮中、“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和悲剧文学形态、个性思潮的解读和汲取、对妇女和婚姻爱情问题的妙悟与误认、描写手法的模仿、点化和转型等五大方面出发,分析了《红楼梦》对五四小说的影响,并探讨了五四时期没有产生《红楼梦》那样的鸿篇巨著的原因。实际上,不单五四时期,在后来的现当文学创作中,这一或可称之为“《红楼梦》怪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破解。夏志清曾给过一种解释:
    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相匹敌。因为,除少数例外,现代中国作家尽管拥有所有新的艺术技巧,由于缺乏哲学方面的抱负和未能探索到更深的心理真实,依然更多的是传统主义者。一个精通传统文学的学者,为了表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轻视,总会这样问:“近五十年产生的作品,有哪一部能够同《红楼梦》相比?”[20]
    夏氏的这一看法是建立在对现代中国作家缺乏哲学方面的抱负等判断基础上的。不过,他没有解释现代思想如何与艺术传统如何协调。由于文学创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其实很难对此现象作出确定不移的解释。但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现当代的小说家对《红楼梦》的学习更多的是在技法层面,而《红楼梦》的一些基本观念已然随着时代发展而被扬弃。如果我们承认《红楼梦》的技法与观念是相互吻合的,那么我们也至少应部分地承认《红楼梦》只能属于过去的时代。
    不但如此,《红楼梦》作为被认定的小说标准,对中国小说研究与创作可能也是一种限定和在观念上无法超越的屏障,也就是说,又是一种制约。试而言之,可能也有以下几点可以讨论。
    第一,过份强调《红楼梦》的价值,使中国古代小说悠久而丰富的传统逐渐窄化。清末民初,人们对古代小说的提倡并不仅限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小说家效法的对象。在当代小说创作中,《金瓶梅》之于贾平凹的《废都》,其意义应不在《红楼梦》下;《聊斋志异》之于莫言小说创作,也有作家本人自觉的追求,这表明古代小说不同题材范式与作品都有可能成为小说创作的营养。但是,随着红学的发展,《红楼梦》受到这一庞大的学术体系的支撑,从小说内部挤压了其他小说的认知空间,而《红楼梦》存在的局限又可能制约了一些小说家的视角。事实上,《红楼梦》本身也是在古代小说的传统下孕育出来的,如果置这一传统于不顾而片面突出《红楼梦》,无异于将花朵从花枝上摘下来欣赏,难以把握其来有自的精髓。
    第二,《红楼梦》的经典性被不断神化,内涵的泛化,让一些小说家在高峰面前感受到不可企及、难以超越的压力,导致创作力的拘促。其实,现当代作家对于《红楼梦》在艺术上的缺限也有过关注。茅盾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对《红楼梦》进行过删节,在《节本红楼梦导言》中,他说明了自己所删去的书中一些写得“最乏味”或不必要的地方,不但包括木石前盟、太虚幻境等虚幻描写,也包括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宝玉挨打、群芳结诗社、猜灯谜等片断。[21]茅盾所说的这些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在小说界,敢于直面《红楼梦》的不足却是日益少见的,大多数人在《红楼梦》面前表现出的是一种诚惶诚恐的臣伏态度,老舍说:“我只能以一个小小的作家身分来谈谈这部伟大的古典著作。”[22]刘绍棠说:“我把《红楼梦》奉为中国小说家的‘圣经’”“在中国写小说的人不读《红楼梦》,我觉得就像基督徒不读《圣经》一样。”[23]在当代青年作家中,对《红楼梦》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也不乏其人,如毕飞宇说《红楼梦》“它的权威性不可置疑。《红楼梦》的恢弘、壮阔与深邃几乎抵达了小说的极致,就小说的容量而言,它真的没法再大了。”[24]他还说:“《红楼梦》是一本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一本大书,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你可以规避它,但是你很难摆脱它对你的间接的影响”“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红楼梦》,都可以让我们敬仰一辈子。”[25]现当代作家的红学研究甚至在红学史上自成系列,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与“学者红学”不同的“作家红学”系列,这一“红学”的目标就是用《红楼梦》指导创作。不过,坦率地说,对《红楼梦》不乏精见卓语的小说家们,却不一定在创作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成就。
    对《红楼梦》过于谦卑又使其思想艺术价值的内涵泛化,王蒙:“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26]当《红楼梦》变得无所不包时,对《红楼梦》的学习变成了一种亦步亦趋地全面模仿,反而可能导致无所适从,不利于现当代小说家的超越,正如王兆胜所指出:“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如张爱玲有刻意模仿《红楼梦》的痕迹,结果思想、人物塑造、叙述声吻和口气以及语言都太像《红楼梦》,这也限制了她的超越和发展。”[27]
    第三,红学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程度导致的局限,也影响了现当代小说从更深的层次借鉴这部小说。[28]如鲁迅在指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时,强调此书的价值“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29]实际上,在红学研究中,人物论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类别,典型化与个性化则是人物论的基本理论指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王朝闻的《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 以洋洋五十万言对《红楼梦》中一个人物展开纵横论述,其行文由人物形象扩及小说创作的全面论述,可以说是以《红楼梦》为小说范本与标准的最为夸张之作。
    在创作中,现当代小说家也极力效法《红楼梦》。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就着眼于《红楼梦》的人物描写,他说:“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纵,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30]端木蕻良坦承“《红楼梦》和我有血统关系”,[31]强调的也是描写人物的手法。问题是,虽然《红楼梦》在人物塑造方面有其出色之处,其手法在其他小说中也并不鲜见,有的可能还有《红楼梦》所不及处;而人物描写的手法本质上是与人物的性格联系在一起的,适合于《红楼梦》人物描写的手法,未必适合现当代小说的人物性格。同时,并不是所有小说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特别是有的当代小说更偏重于某种情绪与心理的再现,鉴于小说创作的复杂性,拘泥于《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刻画,势必影响其作品的时代感与创新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二十世纪以来,《红楼梦》不管被提到了怎样的高度,它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大量西方小说的译介和西方小说观念的引入,无论对小说史叙述而言,还是对现当代小说创作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存在。研究者和小说家必然面临着如何协调《红楼梦》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标准与西方小说标准的问题,《红楼梦》经常被运用西方小说理论方法加以阐释,这种阐释又往往用于为中国小说传统的辩护。因此,《红楼梦》被赋予的小说标准意义,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一个可以不断发现与丰富的过程;从消极的方面说,也造成了莫衷一是的纠结与混淆。
    总之,经典化了的《红楼梦》确实是古代小说的一个范本,也充当了某种小说标准,这是其他小说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偏面的、神化《红楼梦》,也存在诸多问题,反思其作为小说标准的意义,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红楼梦》及其在小说史中的地位、深入认识古代小说的当代价值,都是必要的。我相信,《红楼梦》依然是对中国小说史的一个无可替代的座标,依然会是阅读的经典、创作的示范,只不过它的标准意义应该得到不断精确的校准。
    注释:
    [1]曹雪芹:《红楼梦》,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本文脂批均据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为省篇幅,随文标出批语版本及回数,不一一注明页码。
    [3]以上诸条评论分见于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27、829、852、864页。
    [4]俞平伯:《旧时月色》,《俞平伯论红楼梦》,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36页。
    [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6页。
    [6]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第224页。
    [7]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2014年,译林出版社,第1、132页。
    [8]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9]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50页。
    [10]文康:《儿女英雄传》,齐鲁书社,1990年,第5页。
    [11]曹雪芹:《红楼梦》,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87-89页。
    [12]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7、209页。
    [13]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59-360页。
    [1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15]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红楼梦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页。
    [1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17]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锵锵三人行·文化圈》,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18]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19]参见饶道庆:《一脉相承: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20]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21]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24-630页。
    [22]老舍:《〈红楼梦〉并不是梦》,《人民文学》,1954年第12期。
    [23]刘绍棠:《槛隔》,《如是我人:刘绍棠散文随笔》,华文出版社,1997年,第296、301页。
    [24]毕飞宇:《我们一起读――读〈促织〉》,《钟山》,2015年第1期。
    [25]《一种名叫“红楼梦”的文化基因》,载2015年11月7日《新京报》。
    [26]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第258--259页。
    [27]王兆胜:《〈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8]陈东林:《质疑〈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兼批红学研究的种种误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306页。
    [30]林语堂:《我的长篇小说》,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31]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作者简介:刘勇强,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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