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寿。饶宗颐教授今年100岁了。
    他生于1917年，实际98岁。按中国传统，老人90岁后添寿两岁。饶公新近的书法作品，落款通常写着“百岁选堂”。
    尽管已是期颐之年，饶宗颐仍坚持挥毫泼墨，而且步履不停。今年早些时候，他飞赴北京，在中央文史馆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并见证了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历来最大规模个人艺术展；两个多月前，他又飞到澳门，出席不知第多少个以他命名的机构——澳门饶宗颐学艺馆的开幕仪式。
    所到之处，众星捧月。清瘦的饶公，总是拱手致谢，蔼然郑重。
    为饶宗颐庆贺百岁华诞的活动贯穿全年，包括12月香港的大型展览和国际研讨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还透露了一项意义非凡的计划——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法国的亚洲艺术品收藏重镇，正筹备于2017年举行以“敦煌”为主题的饶宗颐特展。推行“东学西渐”的饶公，到时是不是要故地重游？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饶宗颐不仅是香港文化界的“镇港之宝”，也是当下中国最受尊崇的学者之一。大国崛起，文化复兴，标竿人物也便“热”起来。人们称他“国学大师”、“汉学泰斗”，近年更有“国宝”之誉。
    学术界先后将他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而前者称赞他是“旷世奇才”，后者直呼“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这样一位世纪老人，治学广博精深、文史哲艺融会贯通，堪称“硕果仅存”。
    为重现饶宗颐的学术生涯，感受他的人格襟怀，近期我们叩访了饶公本人，也走访了他的家人、老友、学者同事和深得其言传身教的学生。
    潮州，家学“熏蒸”
    中学都未毕业的饶宗颐，后来却当上大学教授，是为学术界一段美谈。他说自己“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学问是“熏”出来的。
    饶宗颐的父亲饶锷经营银庄，有说是潮州首富，饶老先生也是位学者雅士，家中的天啸楼藏书达十万卷，曾经在粤东最负盛名。饶宗颐幼承庭训，饱览群书，而且跟随自家请的名师，打下绘画、书法和古文根基，用现在的话说，赢在了起跑线上。
    香港潮州商会创会会长陈伟南是饶宗颐的老友，只比他年轻两岁。他回忆说，饶氏父子当时在潮州声名赫赫，饶宗颐传说是一目五行的神童。
    入中学后没多久，饶宗颐就回家自修，因为“在学校获益不大”，开明的饶锷并不反对。
    饶宗颐的问学之路并非坦途。16岁那年，正当壮年的父亲突然撒手人寰，而母亲早在他两岁时就已过世。身为家中长子，饶宗颐放弃入大学的计划，处理家中事务。“那时候，（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在这两者之中我选择了书籍。”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潮州艺文志》，踏出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父母早逝，战乱动荡，及至后来家族钱财、藏书灰飞烟灭，让饶宗颐过早地体会到何为四大皆空，也过早地参透何为心无挂碍。
    追随饶宗颐30多年的学生、现为港大饶宗颐学术关学术部主任的郑炜明博士说，饶公一生推崇苏东坡，因为面对逆境，他往往比较达观、超然，“心态平和，乐观向上”。
    香港，天时地利
    饶宗颐后来移居香港，是缘分，也是命运安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饶宗颐其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艺文纂修，同时已加入历史学家顾劼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饶宗颐首次走上课堂讲台，是受詹安泰委托，于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代授国文课。陈伟南当时在韩山就读，他记得，学生们一度对年仅20岁左右的饶宗颐持怀疑态度，“教了一天之后，詹安泰问学生，他行不行？明天还让不让他来？学生说，来啊来啊，他教得好好！”
    平静的生活很快随着日军的到来戛然而止。1939年，饶宗颐被聘为中大大学研究员。当时中大迁往云南，赴聘途中，他染病滞留香港。“饶公说他一辈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下来。”郑炜明忆述这段往事时说。
    避居香港期间，饶宗颐继续治学，而且往来无白丁。他曾协助王云五编撰《中山大词典》，还辅助叶公绰编订《全清词钞》。很快香港也沦陷，饶宗颐又返回广东，先后任教于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等学校。那些年，饶宗颐是在不停逃避战火的艰辛中渡过的。
    1949年，听从前辈朋友的建议，饶宗颐移居香港。三年后，并无大学学历的他受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要感谢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林仰山不拘一格降人才。
    刘唯迈1956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从饶宗颐的学生，到后来出任港大冯平山博物馆馆长，一直对饶公尊敬有加。“他教书一定会备课，每次上课都带一个文件夹，讲课十分有条理。”今日大学高举教研合一，饶公几十年前已着其先鞭。
    “他待人真诚，就算是陌生人想与他讨论问题，他也会热情交流，不会高高在上，”刘唯迈说，在做人方面，饶公是他的一个榜样，“他从来不说‘大话’，我也未听过有人说他坏话。”
    世界，东学西渐
    “饶公多次跟我说，人的一生，有一个际遇、运气的问题。他承认自己的运气非常好，与同辈学者相比他的运气太好了。”谈到香港带个饶公的“地利’，郑炜明这样说。
    香港不但为饶宗颐提供了埋首学问的一方净土，也让他建立了跨越领域、沟通世界的学术格局。50至70年代，当内地学者陷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时，饶宗颐立足香港，与国际汉学界广泛交往。他曾到日本研究甲骨文、到法国研究敦煌学、到印度研习梵文和婆罗门经典，足迹还遍布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开“东学西渐”风气之先。
    开头提到的吉美博物馆敦煌展也与饶宗颐这段经历有关。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从敦煌带走了大量经卷、文献，法国的伯希和也带走了一批，其后俄国、日本等国的学者接踵而来。
    港大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教授说，饶公做研究重视实证，五、六十年代，他多次到英法寻找“人家拿走”的敦煌文献。“那时没有复印机、没有手机，无法复印或拍摄，他就手抄，非常工整优美的手写报告。”
    饶宗颐与法国结缘不潜。上世纪60年代，受法国汉学家戴密微之邀，饶宗颐赴法与他共同研究敦煌曲。二人的书信集近年出版，主编郑炜明提及，“按年龄来说，戴老比饶公大20岁左右，但他经常就学术问题写信给饶公，很重视他的学术意见。”
    70年代，在巴黎讲学期间，饶宗颐著书论述《敦煌白画》，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一项重大空白。那时他寄居在学者汪德迈家中。汪氏后来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说，“他（指饶宗颐）有惊人的魄力，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可以一天工作20个小时。”
    饶宗颐可以为研究一个问题而学习一种语言文字。颇具传奇色彩的是，饶宗颐曾向一位印度驻港领事馆外交官白春晖学习梵文。1963年，他到印度做学术研究，又跟随白春晖的父亲老白春晖研习婆罗门经典《梨俱吠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饶宗颐印证了这句话。上了年纪后，饶公走路仍很快，如何做到？他告诉老友陈伟南说，都是满世界跑练出来的。
    从学者到“大师”
    早在1962年，饶宗颐就蜚声国际，获得有“西方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内地学界认识他却是后来的事。
    80年代，打破“文革”时期的封闭状态，饶宗颐经常到内地进行学术交流。季羡林撰文介绍饶宗颐的著述造诣，引起学人注意。90年代，饶宗颐想在内地出版个人学术文集，但被搁置数年，后来他将书稿交予台湾一间出版社。台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于2003年问世，直到2009年才引入内地，文集共14卷20册、近1200万字，洋洋洒洒，让人叹为观止。
    现在，提到“饶宗颐”，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对这个称谓有保留。“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潮汕话里，‘师’与‘猪’谐音）。”他曾开玩笑说，大师原是称呼和尚的。近两年，除了听力不佳，讲话也渐少，面对越来越多的追捧着，饶公最常说的话是：“不敢当、不敢当”。
    李焯芬教授说，饶公的世界十分澄明。“连季羡林都无可避免地去当了北大副校长，饶老从来不想、也不愿意学而优则仕。”
    “饶公不仅博学，而且专注。”刘唯迈说，“饶公心中有一种浩瀚的宇宙观，或许与他从小练气功有关，“他的‘气’不仅指打通任督二脉的气血，更多是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郑炜明则谈到，饶公治学70多年，从来不以孤独为苦。他很多研究项目可以酝酿十几年，甚至等待几十年才发表。“饶公曾对我们说，有志做学术乃至搞艺术创作的人，需要‘必要的孤独’。”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研究的升温，饶宗颐已被人们尊为国学泰斗之一。当年，温家宝在国务院总理任上多次致信饶宗颐，表达了对他的关心的尊重。2010年时，当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见到饶宗颐时，曾高兴地说：“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您最大的优势，也可以说是您的特点，就是学贯中西。”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饶宗颐，称赞他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
    如今，饶宗颐已年近百岁。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他走过太多地方，经历过太多事情。然而，他的人生态度却很淡然，正如他曾说过的：“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