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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福先:《于无声处》一部属于我们,一部属于那个时代

http://www.newdu.com 2018-02-01 文学报 沈轶伦 参加讨论


    
    采访宗福先是在深秋一个雨天的下午。在闵行区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结束后他要解手。走去咖啡馆洗手间后立即又返身出来,说“没法上”。我问“是不干净吗?”他摆手道“我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于是他建议回他家。一路上,他告诉我,因为年轻时治疗哮喘曾被迫大剂量使用激素整整八年,使得他身体免疫功能完全坏了。重度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肿瘤……“你能想到的毛病,我都有。”他说。作家陈村说宗福先是个极自律的人,大热天所有男人都赤膊时、喝酒时所有宾客都失态时,宗福先是维持衬衫纽扣纽到第一粒的人。我想于宗福先,注意着装以及饮食自律,大概也有养生的实际考虑。走在通往小区的路上,我身边的宗福先,头发纹丝不乱,衬衫领子熨烫整齐,质地良好的外套与毛衣颜色协调。小小的个子,不苟言笑,是个非常体面的老先生,也是个并不特别惹人注目的老先生,但在1978年,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名字,曾经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话剧《于无声处》的作者。
    这部讲述“四五事件”的话剧于1978年9月22日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彩排,是宗福先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这部工人业余戏剧爱好者们自编自演的剧,起初并不起眼,经过口口相传越来越热,10月12日《文汇报》长篇通讯报道。11月7日,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了《于无声处》。11月13日,剧组赴北京演出,并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前后一个多月,观众6万多人。同时全国各地有两千七百多个剧团演出了这个剧。那些日子里,朋友们调侃宗福先,“中国电视荧屏上现在只有两个男主角,一个是西哈努克,一个是你宗福先。”
    我在闵行的这间咖啡店里问宗福先:“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他不看着我,而是看着窗外说了两个字“惶恐”。
    他说,也就前后20天的时间,他忽然从一个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学习班”的学员,变成坐在京城和中央首长同席的人。忽然之间,那些报纸上电视上可望不可及的大人物和名流都在他身边了。国家领导人和他谈话,夏衍邀请他去自己家做客,戏剧大师曹禺也特意在家见他并表示对年轻人的赞赏。如阿里巴巴一声咒语,忽然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高山往边上一退,腾出了一条道路直通天际。如果是个长袖善舞的人,面对这条道路会怎样?
    但宗福先说,他当时心里满脑子想的是:“宗福先啊宗福先,从今以后,终其一生,你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他告诉相熟的记者,他觉得这部话剧真的还不够成熟,还有许多问题。但是似乎谁也没有听到他的发言,也似乎谁也不要听他的发言,走到哪里,都是流着眼泪看戏的人,观众的掌声和鲜花胜似海浪,一波一波簇拥着他,推着他往前。他告诉我,那时,他真的害怕。他觉得世界上所有暴发户和类似暴发户的东西都不会有好下场。他一遍一遍告诉别人,这部戏还是一部稚嫩的业余的创作。事实上,在排练这部戏时,因为摸不清政治风向,主创人员还互相嘱托将来“万一谁进去了,在外面的人要来送牢饭”。谁知道这部戏在京演出和开幕式当天,中共北京市委会正式宣布四五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谁能料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一天,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颁奖。
    宗福先说,“后来我终于放弃了,也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我想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共有两部《于无声处》”。
    “一部是我们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作的,那部由工人戏剧爱好者自编自演的、各方面质量还不错的、上海文艺界老师也认可的《于无声处》;还有一部是1978年进京后的、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于无声处》。前一部属于我们,后一部属于1978年那个时代。”
    人们看戏时流下的眼泪,不仅仅是为这部戏的剧情或艺术感染力而流,更是为自己而流,为不平而流,为时代而流。十几年的光阴,于人类历史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就几乎已决定了他的一生。
    从1978往前推12年,1966年,本应高中毕业的宗福先,因为常年生病,作为留级生刚刚从初中毕业。善良的老师知道送他去上山下乡等于送他去死,因此让他进了上海热处理厂。但厂里的人保干部,在知道他有哮喘后,把他的材料退回学校。老师为了保证宗福先能有劳保,鼓励他一定要坚持过半年试工期,绝对不要被工厂辞退。体重只有84斤的宗福先,被人保干部别有用心地分在全厂最脏最累最苦且高温有毒的车间:盐浴车间。试工半年期间,他不敢请假,不敢住院,只能靠大剂量激素撑过了满师,劳保保住了。他的身体彻底坏了。
    但就像他说的,福祸相依。一场大病,让宗福先在1972年有了八个月的病假。他利用这段时间一边喷药一边写作。写了一部36万字反映工厂生活的小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到三百个员工的厂里,有七十几个人要被揭发批判点名,不是说坏人只有百分之五么?他把困惑写下,然后冒冒失失请作家茹志鹃过目。茹志鹃很热情地看了,并告诉他,虽然“你不懂写作,但语言生动”,经她的鼓励和朋友推荐,1973年他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学习业余剧本创作。当时所有的同学都是各个厂的一线工人,大家都很兴奋地向老师交出习作。宗福先也写出了几十万字的练习。1978年,宗福先终于完成了自己第一部作品,就是《于无声处》。当他把它交付出去的一刻,这部戏就不再属于他了——如同一个有自己顽强意志和独特使命的生命,这部戏改变了宗福先一生,也改变了和这部戏有关的所有人的命运。
    但这部戏没有办法颠覆构成现实的那点人性。
    1978年,宗福先从北京回上海时,他的名气已抵巅峰。回到上海后,他被推荐去大学读研究生,但在那个什么都需要组织批准的年代,领导批示说:宗福先以在工厂里劳动为好。
    他坐视读书梦想瞬间粉碎。
    像当年无数的人面对无数的不公一样。他没有吭声。1978年,“四人帮”已经粉碎,高考已经恢复,宗福先已经有名,但他还是不能自主自己的命运。甚至他自己的父亲,还在被监督劳动,并没有分享到儿子的光荣和焦虑。
    宗福先说:“如果不经历这一切,我只是一个温顺的听话的小绵羊,备受呵护,因为有病,应该还挺娇纵,按部就班读书上班,绝对不会了解我自己小康生活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他说:“我本来以为世界就是巨鹿路上的那种,生活的规则就是我们家的那种。直到进入工厂,进入社会,才知道我之前习得的一切规矩和法则,不是世界的全部,甚至只是这个世界上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
    他说,“你问我们怪不怪父亲,我们家人从来不怪父亲。父亲也从不后悔。1978年平反回家后,父亲还申请入党。”
    他说:“你问我会不会觉得抵达巅峰以后,接下去的人生寂寞。我想我只是时代浪潮里的一分子,向上或者向下,由我,但更取决于时代。所有的事情都是福兮祸之所倚,反之亦然。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
    到宗福先家了。他上洗手间的时候,让我在书房等候。书房干干净净的,西面一整面墙都是书橱,其中一半是中外戏剧选集,一半都是旧书,显然是作家历年珍藏。书桌对面靠墙放一张书桌,电脑屏幕下,放一沓稿纸。台灯下,是一具巴金先生的黑色手模。
    等宗福先走过来后,他打开书橱门给我看他藏书部分的精华,包括:苏联文学《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礼节性的访问》《高尔基:文学书简》、高尔基三部曲、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还有那个年代青年几乎人手一本的《牛虻》。宗福先特意给我看书架中央一本厚厚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集》,还有《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告诉我,这些都是在他年轻时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书。
    1950年代,当他还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时,就被医生宣布要休学。母亲带他遍访名医,一次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他当场疾病发作。他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在喘气,双手紧紧支撑在长条椅子上不让自己倒下。当他抬头,只见不相识的大人纷纷围过来,口中连声说:“作孽作孽,长不大的、长大不的……”
    那一刻,他不觉自怜。他只觉得备受侮辱。后来,哮喘发展为气胸,他的左肺被压缩百分之九十,医生下发病危通知书,宣布这个孩子不能继续学业。他太怕成为废人,他太想诉说,他满腔斗志、但又备感孤独。那一刻,他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未来他不仅会长大,而且会成为一个手可摘星辰的人。当时,做中学语文老师的妈妈,为了鼓励病榻上的孩子,亲授史太公的《报任安书》。读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小小少年,听到这里,竟然浑身战栗。
    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他并非孤独。在疾病之外还有另一种力量,同样令人无法抗拒也不能自持的,是文字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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