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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它“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它一定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绝不会停滞不前。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习近平文艺思想，可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艺实际紧密结合并根据新世纪的条件加以阐明与发挥的产物。如果我们不是静止地看问题，始终注意文论发展的总的联系，注意后人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东西，那么就能发现习近平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所提出的大量新观点、新判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宝库。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时期文艺实践的结合中，一直经历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早期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到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鲁迅等人以及多位左翼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和建设投入大量心血，开启了该学说与中国文艺实践的初步结合。在其后的过程中，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真正使这一理论提升到新高度、发展到新境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河流汹涌澎湃的是毛泽东。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多篇文艺论述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集大成者，而且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指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不断走向发展繁荣。但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成熟阶段、真正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是习近平文艺思想。这一点，已经从多个方面反映出来。 我们举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观念为例，即可说明该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大贡献。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能在文艺的现实主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列宁主张艺术属于人民，希望文艺不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少数上层分子服务，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邓小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江泽民要求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胡锦涛提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习近平的论述，显然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的，但却把它提到这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的“核心”[5]的高度，提到遵循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高度，并将之作为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来加以阐释。尤其是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作为表现“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家的“天职”，以此来规约“创作导向”，这就把文艺方向问题与内在动力问题联系起来，把立场和感情转化为创作的牵引力，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创作理论之间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统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可以说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轴心”与“内核”。习近平甚至把这一点同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双创”[6]思想并列，且置于首位。[7]这既体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也揭橥了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属性和特征。马克思主义文论史和革命文艺实践都表明，“人民”在艺术创作中处于何种境遇和地位，艺术以什么为“中心”来组织架构，亘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问题。能否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如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各项文艺事业发展的抓手，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仅仅把这个问题当作一般的政策性问题看待，显然是不妥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