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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路径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坛的问题不可能完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现成答案，也不可能仅靠异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术语来应对。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成为必需。 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加以审视。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人们大多采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主要通过历史描述和归纳整理的方式，对具体对象的发展历程加以梳理、分析和提炼，这种方法固然具有史的明晰性，但多局限于经验层面，是一种追寻式的总结，随波逐流，不知所往。在建构“中国形态”的过程中，我们强烈地感到，仅从时间上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是无法把握其整体风貌的，必须探索和更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即超越经验描述，将“中国形态”置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语境中，以核心范畴为基石，在理论层面上作整体的系统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中国形态”的性质和特征，形成具有区别于其他形态的整体差异性；也只有经过理论建构的“中国形态”，才能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特质，也才有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且理论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既可以检视过去，又可以指导现在并规划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理论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文论界以往未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体系上的梳理和建构。应该说，早在1958年，周扬就提出“建构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命题，表达了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化的愿望，但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长期在中国理论界占据权威地位，周扬提出的这个命题被遮蔽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切入角度（如反映论、实践论、生产论、人学等）出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建设提出了多种理论构想，并对相关概念、范畴、命题做了不尽相同的理解和阐释。[7]我国学者所设想的这些理论框架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前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建构“中国形态”需要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更新。这里我们借用了阿尔都塞的“问题域”（Problématique）概念（该概念又是阿尔都塞从他的已故朋友雅克·马丁那里借来用于对马克思的分期研究），通过对该词的新的阐释以寻求方法上的突破。问题域一词主要用来表述“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8]。首先，问题域具有整体的特殊性，它是一种系统地向世界提问的方式，而其中的若干问题又构成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落，每个问题都在问题域这个整体中被思考，用阿尔都塞的话说，“一切都取决于问题域的性质”[9]，换句话说，问题域对特定的理论形态具有规范、制约的作用。这种整体差异性是在“中国形态”的建构中需要格外注意的。第二，问题域又是一种运动中的形式，它强调问题与历史的复杂联系，不排斥对问题产生的特定环境和生成机制的研究，认为问题的产生是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问题域不是在抽象的层面展开，而是立足于历史语境之中，这一点又将问题域与仅强调内部和共时研究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区别开来。第三，在问题域中，构成不同理论形态的区别性特征具有原创性，这种原创性研究正是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价值所在。鉴此，从问题域出发考察“中国形态”，我们不仅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获得一种整体感，而且对研究对象的理论特质和结构特征也会将有清晰的认识。 作为特殊差异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不可能在封闭空间中产生，它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比较和区别来建构，因此，问题域的引入为区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形态提供了言说的工具。当然，无论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系统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根本的制约性。世界上不同形态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或特质，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识系统作为研讨文学问题的学理基础；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有的阐释文学问题的理论、范畴、命题和方法。同时，我们又应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为适应社会实践和文学活动的现实要求，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然会有所选择和有所侧重，故它们又形成了具有区别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形态。 就“中国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系而言，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中国形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形态”毕竟不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了，当今中国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环境和面对的问题大不一样，文学活动产生的方式也发生改变。“中国形态”的问题域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应对的是中国问题，承载的是中国的生存体验，远非“现实主义”和“典型”等概念所能囊括。并且时空的差异不仅使“中国形态”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发生了变化，而且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并由此带来了整体结构即问题域的不同。可以说，没有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的特殊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中国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在问题域上更是存在着“认识论断裂”。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文化状况等因素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有着不同的问题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起统领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他们已由注重阶级和革命逐步转向注重考察全社会普遍的文化境遇，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社会革命理论转变为书斋里的批判，削弱了其变革现实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做了深刻细致的洞察和审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学批评成为了动摇“现有制度永世长存的幻想”的思想武器。并且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使其批判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建设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更具有主体性和包容性特征，它在吸收不同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的过程中持差异性立场，通过与异质理论话语的对话和交流丰富和完善自身。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失去应有的洞察力、对社会现象的敏感性和尖锐的批判力度，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一些社会现象、文学现象之间难以形成一定的张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