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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民国学者为桥梁沟通中西 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博物文化，但是没有博物学这个学科。借鉴民国时期学者的视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博物文化与西方博学科对接的过程。例如，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指出：“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他将中学与西学对比，又说学问本无中西，本无新旧。那么，《诗经》《尔雅》《离骚》都可以看作古代的博物文献。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与文学有共同的源头。1914年中国的《博物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薛凤昌《中华博物学源流篇》一文，追溯了“吾国博物学源流之大概”。1918年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词典》作序，也提到中国的植物文献“《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而胡朴安1928年出版的《诗经学》一书有一篇专门谈“《诗经》之博物学”。 在当时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语境下，中国学者开始以西方的“科学”尺度，梳理中国的典籍文献，将中学与西学相提并论。其实中国古代的博物“多识”之学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与利用显微镜考察自然对象的博物科学，是没有渊源关系的。值得反思的是，由于西方博物学科的教材进入中小学，中国传统的综合的博物文化就此中断。我们今天提倡复兴博物学，应该进一步追溯中国本土的文化源流，不仅与古人对话，也与民国学者对话，但不必拘泥于西方的“科学”尺度了。就当今的博物图书编写而言，与其用西方博物学去解读诗经、楚辞、唐诗等文本，不如呈现古代“多识之学”与咏物文学的内在关联。 三、以博物文化为主题突破学科 在当今全面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博物之学作为国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传播空间。从孔子所谓“多识”之学到近代提倡的中华博物学；从陶渊明到王维、苏轼、辛弃疾等向往自然的文人，许多收藏在古籍中的文字、图像文献都可以活起来，为我们讲述中国的博物人生、博物文学、博物故事，让我们体验“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的交流，感悟大自然所蕴含的“真意”。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地球村”。 从博物文化的角度来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不是简单的怀旧心态，而是“地球村”的共同话题。什么是自然？在水泥建筑的丛林中，如何找回“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博物文化蕴含着哲学思辨、诗意情怀、人文精神，源远流长，生机无限，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危机，批判现实，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因而，中国源自诗教的“多识”之学具有重新阐释的价值，也是世界博物文化、生态文学的一种重要样本。 博物文化在今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刘华杰等学者从科学哲学领域出发，大力提倡复兴博物学，已经初见成效。分别于2015年、2017年举办的博物学文化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博物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图书、绘画、影像、教育活动等形式，呈现出博物文化丰富多彩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一个生气勃勃的博物文化群体正在集结起来，突破了学科分割的樊篱，走向了“复得返自然”的广阔天地。围绕博物文化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与自然对话，与先贤对话，与现实对话，也与未来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