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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日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促使我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思考如何与研究科学哲学、西方博物学的专家一起，共同对话博物学文化这个主题。 一、以两位隐者为中介对话自然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博物文献，还是西方早期的博物研究，都涉及人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这里仅列举两位与自然对话的隐者作为典型，一位是中国的陶渊明，一位是美国的梭罗。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田园诗描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还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审美画面。但他描写的菊花是什么品种，他看到的“飞鸟”又是什么鸟，没有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思维逻辑和审美情趣在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境界是由多种物象自然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瞬间，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且“会心处不必在远”。 梭罗的故事和思想早在民国时期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40年的《改进》杂志连载了白石翻译的美国学者T·德莱塞的文章《梭罗的思想》，还附有《梭罗略传》，次年出版了《梭罗》一书（“世界大思想家丛书之三”，改进出版社1941年）。文章评价“他不欢迎专门化或专门的学识，因为他认为这些并不跟人与自然现象的相对关系相符合”。他认为“人是大地的产儿”，“是宇宙的一分子”。梭罗是1845年搬到瓦尔登湖畔隐居的，他的《瓦尔登湖》近年来在中国又有几种译本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两位隐者相隔1500多年，我们今天透过陶渊明的影子去观看，会觉得似曾相识——梭罗就是美国版的陶渊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位崇尚自然的隐者不期而遇。陶渊明的田园诗文和梭罗的散文《瓦尔登湖》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不止于此。两位哲人各有其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却殊途同归，特别耐人寻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观念表达了人对非自然生存状态的自觉反省和自我矫正，在今天依然是我们与先贤对话、与自然对话的中介，也是博物人生的生动教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