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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任务 尽管有了这些新的发展，哈燕社的中心任务并没有变化：在亚洲人文和社科领域推动高等教育。 哈燕社的捐助者，查尔斯·霍尔（CharlesMartinHall）于1914年逝世，在他最后的心愿和遗嘱中明确承诺要在后来广为人知的“东方”（“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以及欧洲的巴尔干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十四年之后，他的愿望随着哈燕社成立而实现。哈燕社的主旨是：“支持有关中国文化、亚洲大陆和日本、土耳其以及欧洲巴尔干国家的研究、教学及出版工作……”哈燕社明确承诺“为训练有素的中国和西方学者提供研究资助，并开展文理学院研究生的教育工作……在中国，支持探索、发现、收集和保护文物，或是资助博物馆及其他机构从事前述工作。”（哈佛燕京哈燕社协定（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greement of Association），1928年1月4日） 哈燕社成立于中国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当时中国许多古代文化遗产受到战乱毁坏的威胁，哈燕社认识其使命即保护与阐释——而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基于此，哈燕社同当时在华传教的西方势力有本质的不同。在最后的遗嘱中，霍尔先生对于他在亚洲地区教育事业的支持有明确要求，“任何财产都不可用于神学教育”。尽管霍尔以及其财产受托人倾向同中国的教会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也有美国教会支持下的其他教会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想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是赞同教会学校自由教学的办学主旨。霍尔本人就毕业于基于宗教信仰成立的文理学院（奥柏林学院）。作为一位科学发明家和成功商人，他坚信这类教育机构的优势。同理，哈燕社也认为中国的教会大学为保护中国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他们重视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作为保存文化价值的场所，为了激发批判性思维以及纵览全球的视野而开设多元文化课程，这些都与哈燕社的追求目标相一致。 对中国教会大学而言，同哈燕社合作以加强国学研究，是被看作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一更高宗教目标的途径。但对哈燕社而言，同教会大学合作则是其实现学术追求这一更高世俗目标的途径。在哈燕社眼中，教会大学的角色就是把“西方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文化研究中去。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哈燕社受托人看来，不仅对中国的未来一代，对整个世界文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贡献。 但是哈燕社的领导们从来没有清晰地阐释过“西方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研究的准确内涵，而呈现出某种未经检验的文化帝国主义，即认为哈佛学者（以及他们在燕京和其他教会大学的学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理所当然地优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方法。就像樊书华所说，虽然许多重要的亚洲研究成果——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哈佛，部分归功于哈燕社，但它同时也要为很多表现为文化迟钝以及令人讨厌的越轨行为负责。多数不幸的历史插曲可以归结于哈燕社早期领导者自以为是的科学优越主义，他们信奉精英和卓越学术分层化的观念，而哈佛确立了全球标准。虽然哈燕社没有试图改变中国文化本身，但它确实试图改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从而能更好地适应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最先进的国际学术标准。 今天的哈燕社意识到哈佛大学师生应该从从亚洲本土学者身上学到的东西至少和其他地方学者那里一样多。虽然哈燕社的创立目标——通过中国和亚洲文化的深入研究来推动高等教育——依然没有改变，但哈燕社不再认同自己是霸主的地位：哈佛的教授高居学术顶层，受过哈佛教育但在其他高校的学者屈居第二，而其他人叨陪末座。哈燕社新启动的项目，如本地工作坊和联合培养计划，都是以与亚洲数十所友好大学密切合作的方式开展，因此哈燕社认可有多个充满活力、杰出的亚洲文化研究中心。 最近在大中华主要高校中开展的多个跨学科中国学研究院项目（和在日本一流高校开展的日本学项目类似）令人兴奋，她挑战西方现存的对这些领域的限定。这些项目无论是用英文还是亚洲语言开展，无论对国家软实力或纯学术贡献多大，也不论是促进文化多元化还是全球同质化，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议题。哈燕社在这些复杂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并不占据任何权威地位。但哈燕社欢迎在当前趋势中所展示出的更新中国学的努力。哈燕社希望在其创立九十周年之际，能为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复兴中国文化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作为哈燕社社长，我谨表示对斯克兰顿大学（UniversityofScran⁃ton)樊书华教授书写哈佛哈燕社早期历史，以及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认识到其学术价值并及时促成本书翻译出版表示真挚的感激。 （作者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