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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州方言的特点看,带有当地及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成分的部分,主要是语序和格助词等,它们对汉语河州方言有较强的干扰。究其根源,与历史上当地居民的双语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换用密不可分。虽然语言(或方言)演变与历史演变不一定同步,但也不能不考虑民族成分的变化对语言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河州地区一直处于以历代中原王朝不断移民戍边的汉族和较长时期占据实际统治地位的藏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状态。有些学者认为,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形成了这种由藏族的句子结构和汉语的语音、词汇合成的新的语言混合体——河州话。我们认为河州话并非完全使用了藏语的句子结构,而是部分地使用了藏语的结构。 河州地区使用阿尔泰语言的民族如东乡、保安、撒拉、土族等,他们都是在元朝前后才形成的民族,并且他们大都居住在河州的边远地带,比藏族在河州地区的历史要晚很多,甚至在这些民族的族源中就有一部分居留当地的藏族人。由于强势的“宾动式”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一致,加之蒙古语和藏语在相同功能格标志的语音形式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使得阿尔泰语成分进入河州话具备了便利条件。通过我们将河州方言与藏语及相关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语法特征近似度的比较统计,河州话中的阿尔泰语成分要高于藏语成分,这可能是“后出”的语言特点在河州话中还有着存续的生命力。毕竟,河州境内及周边的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撒拉语还存在着,双语现象依然在延续中。 河州方言是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形成的,虽有过藏语底层的干扰,有过阿尔泰语的涉足,但语言的“质”未发生改变,还是一种汉语方言,不宜说成“混合语”的代表。“混合语”是指通过语言融合,即语言的相互影响,产生了新的第三种语言的情况。混合语的产生必然是词汇、语音、语法混合的结果,应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既不像其中的这一种语言,也不像那一种语言,具有独特的面貌和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河州话绝非“第三种语言”,因而不是“混合语”。 由此得出结论,河州话产生的基础是居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之第二语言——汉语,包括藏族、蒙古族(含土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习得的汉语。同时,河州话的成分从强到弱依次为:西北汉语方言、蒙古语族习得的汉语、突厥语族(撒拉族)习得的汉语、藏族习得的汉语。 （作者为兰州城市学院副院长、西北方言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