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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语言学研究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它包含鉴定人类物种自发形成的特异语言机能的生物基础的所有跨学科尝试。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催生了生物语言学领域内的新假说。如2014年西班牙卡特兰高级研究院教授博埃克斯(Boeckx)提出:并非脑的偏侧优势,而是导致脑球状结构形成的神经解剖学和生理学特性显著促成人类脑“为语言做好准备”(Language Ready,LR)。 博埃克斯认为,生成语言学中的“普遍语法”或“语言器官”等词汇意识形态太过浓厚,从而把它们改为“LR脑”,且阐明这样更改的两大优势:首先它吸引大家把脑作为研究的重点;其次它让我们分清两个实体——“LR脑”,被理解为为语言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做好准备的人脑特性,而 “语言”则被理解为人类通过社交而最终获得的一组特性。在这里,他关注的是语言的内化构件,即句法—语义系统。 在此假说出现之前,通常认为偏侧模式是“LR脑”的中心特征。如托加(Toga)和汤普森(Thompson)总结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y Modern Humans,AMHs)的两个脑半球的整体解剖结构中确实发现了显著的不对称性,发现了额叶和枕叶宽度的差异以及脑前部和后部的明显突起物。这些突起物在内颅面产生印迹,称为“左枕突起型”(petalia)。同时也发现了称为Yakovlevian扭矩的扭曲效应,即右外侧裂周围的结构相对于左外侧裂周围的结构扭曲向前。左枕叶也跨越中线展开,两半球间的脑裂呈右倾方向。相关的不对称结构也常常在侧脑室枕角发现。 尽管博埃克斯相信半球不对称在脑层面塑造语言能力方面发挥作用,但他认为偏侧优势也许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首先,成人中发现的独特的偏侧模式似乎是通过语言互动获得的;其次,脑偏侧性是许多物种的特征,它也是鸣禽类等非人类声音学习者的突出特征。因此,偏侧性与语言脑有多大程度的相关性并不能准确界定,博埃克斯认为这有可能与语言的交流功能相关,即语言的外化构件。来自鸣禽的研究证据在这方面尤其具有提示性。伯威克(Berwick)认为鸣禽和人类语言的主要分歧在于句法和语义水平。尽管鸣曲表现出一些句法规则,也不缺乏意义,但迄今仍然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鸣曲能匹配人类语言的特征性语义复杂性。鸣禽和人类语言的相似性属于外化部分。考虑到在鸣禽的鸣曲神经回路中发现的偏侧模式,博埃克斯认为在人脑中发现的不对称并非与句法语义界面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