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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语言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点，承载着其情感、意愿等。与其他语种相比，汉语具有明显的形象化和感性化的特点，这种特点对于个性化的表述及情感的沟通有积极的作用。 言说的意义在于沟通和整理，可以使人们离开现实的对象进行思维。言、思、行与现实的矛盾体现出语言的复杂性，“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是个体与语言的疏离。马丁·布伯说：“个性在与其他存在区分和分离的同时，也远离了真实的存在。”以别人的话来说自己的思想会产生很多问题。在交流中，自由地把握和运用语言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 如何用具体的语言把握、传递抽象的理论？在老子看来，要表达客观世界的矛盾就要 “正言若反”，如“曲则全”、“枉则直”等。这种以具象表达抽象的方法类似于讲寓言、举例子，具有直观的意义，但仅限于道理上的简单类比，无益于问题的深入，而后者往往赖于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以具体事例作为论证分析的基础，还会滋生歧义，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按照传统的标准，自然的语言应该是忘掉语言本身，根据具体情境顺势变通，言为心声、言思合一，看似简单的方法，承载着高度的自我意识。 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于提升交流的品质至关重要，个人把自我作为对象、深入到自己的意识中进行深刻反思，形成相对合理的自我定位和评价，进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去寻找交流的普遍性基础。特别在学术交流中，学者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目的要有自觉的认识，避免将学术变成纯粹的自说自话，而应强调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当理论与事实经验不相干、与他人不相干时，如冯契所说，交流“只会被分歧的局面与敷衍的修辞所掩饰”，执着于表面现象或者过分夸张的表述是对语言在消费层面的应用，难以达到深度交流的目的，形成所谓 “使用语言带来的理智上的困惑”。荀子指出 “同则同 之，异则异之”，语言的确定性要求和对思维的同一律的遵循相一致。在一定论域内，偷换概念、转移话题都无法深入问题、正常地交流思想。克服不确定性要求遵循对称性原则，即“名”和“实”要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层次（“类”）的概念亦不能互换。《墨经》曾根据事物之间的 “类同”与 “不类”，而把“名”分为“达名”、“共名”、“私名”三种，荀子则进一步从种属关系上把同一类概念又分出“共名”和“别名” 即相对的属概念和种概念。从认识的角度来看，现象与语言间的转换要有清晰的自觉，否则容易造成语言在不同层次对象间的滑动，导致事实的混淆和思维的误导。在理论交流中，充分有效的表述应考虑：清晰的目的性；论述过程中不断检验以确定与内容保持足够的联系；养成从整体上看问题的习惯，多角度的分析，避免简单化的理解。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其综合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导致了较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言说者可根据具体情景，创造性地重组、建构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发挥汉语在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