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文明国度，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华文明的起源”也因此成为学界所热烈探讨的论题。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早，甚至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年代古远，想要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必须借助一切可能获取的文字、器物等多种类型的信息与资料。其中，对我国的英文译名“China”进行词源探索，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一译名指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国的英文名China又被释为“瓷器”。实际上，china为“瓷器”之意，正表明了17至18世纪的“中国热”对当时欧洲的影响：区别于一般的瓷器porcelain，英国人最为喜爱来自中国的瓷器chinaware，久而久之，ware（器皿）被省略，地名“China”反而衍生出了瓷器的意思。但是，这并不能够推断出“China”源于“瓷器”。需要明确的是，时至今日，“China”这一地名的由来仍迷雾重重，尚无定论。当然，“中国”一词在印欧语系中的译名出于同一词源（古梵语的“Cina”）的观点，已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至今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是：这个词源究竟确指什么？ 实际上，梵语中的“Cina”一词，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隋唐时期，在汉译梵文佛经时，高僧们就将“Cina”回译为“脂那”或“支那”。正是因为在回译过程中仅仅进行了简单的音译，故我国从公元七世纪以来就在研讨“Cina”（即“脂那”或“支那”），到底由何词演变而来，虽无统一观点，但是见解已呈齐放之势：“瓷器”之说、“茶”之说、“丝绸”之说、“秦”之说，不一而足。其中，“秦”之音译说，是目前得到最多学者支持的观点。 反观西方学术界，当我们翻看各大词源字典时，“‘China’源于拉丁语中的‘Sina’，‘Sina’源于古梵语中的‘Cina’，而‘Cina’为秦朝的音译”的词条，已经成为定式，管中窥豹，“China”一词的“秦”之音译说，似乎也已成为一种定论。 然而，“秦”之音译说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错误,这也成为这个观点至今饱受质疑的原因。首先，时间上的不匹配就是致命之处：文僧苏曼殊在研读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过程中，发现“‘Cina’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多中已有‘Cina’之名”。这一期间，古印度人自然不能未卜先知，预测出“秦”的存在。其次，不论是二世而亡的秦王朝，抑或是角力于各国纷争年代的秦国，都没有强大而深远的力量，特别是需要日久而沉淀的文化力量去影响世界。由此可见，“秦”之音译说并无信据。 实际上，要找到“China”的词源，需对常识性知识的参考、吸收与对学术知识的运用并重：一说“名字”，通常情况下，如同婴儿降生就会起下具有美好寓意的名字，而一个中意的好名字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国家的命名亦是如此，国名往往蕴含着深远的含义和美好的祝福；二说“译名”，音译是在翻译人名、地名时常用的翻译手段。比如，护照上我们的“英文名字”就是中文名字的音译。总之，别人对我们的称呼必定是我们自己所专属而中意的名字。 因此，想要探究“China”的起源，首先要从我们自古所持有的、属意的“身份名片”中去寻求答案。实际上，“中国”正式作为国名，是始于辛亥革命之后。可以说，“中国”一词虽有三千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但它在古时候承载更多的是一种地域观念，并不用于国人的自称。那么，古代国人如何称呼自己呢？翻开《故训汇纂》，查阅“夏”字词条，映入眼帘的词条是：“夏，中国之人也。”“夏，中国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这样一系列词条的解释，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由古至今，绵延在国人血脉中最浓烈的文化依恋与民族意识，就是“夏”、“诸夏”、“华夏”。区别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之“夏代”，本文所提出的“夏”是为后来统一国家出现打下基础的地域文化认同感。这也正是“中国通”魏根深博士（Endymion Porter Wilkinson）在其《中国历史手册》中所强调的：彼时，“夏”与“华”同音，实际上是先民部落之名，故此称呼居住在此的先民（The People were also known as the Hua, which was probably originally the name of an earlier tribe or possibly an alternative for Xia.）。自此之后，“华”、“夏”这种自觉的身份意识，也在这片土地上变得根深蒂固。因此，我们至今仍以身为“华夏儿女”感到骄傲。可以说，“夏”是一种凝聚的力量，这种力量之大、之强、之深远，甚至连当时周边地区的居民，也都体会到了“夏”对彼时国人的重要程度，在古伊朗语、古叙利亚语、古藏语等古语中，对中国的称呼为“夏—黑头”。例如，藏语中的“rgya-mag”与古梵语中的“cina-mag”，都表明了彼时国人对“夏”的依恋也为外域人所知、所感。而在近五千年星光流转的岁月中，“夏”之因子依然深深烙印在国人心中。 综上所述，“中国”的译名为“夏”之音译。由于汉字本身并不表音，加之古人所使用的反切注音法也存在着切音不准确的可能性，依据《上古音手册》中所构拟的“夏”的古音进行分析，其古音近似为“Cia”，与现在普通话的发音相近。那么，在印欧语系中，“中国”的译称，例如“Sina\Cina\China”，中间多了一个“n”，这个表示鼻音的“n”，究竟是为何而来呢？ 实际上，早在17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约翰·韦伯（John Webb），被誉为“首位重视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英国人”，在其1669年创作的《一篇致力证明中华国的语言是最初语言的历史学论文》一书中，特意记录了这样的发音规律：“n的加入仅仅是用来分隔开中间字母，或是中间音节的，这种加入法经常出现在来自东方语言的词汇之中”（the middle Letter N added only… to cut off the middle Letter… the middle Syllable… and ever hath been usually in the Eastern Languages done）。这样的表述表明了“n”的出现已成为一种定式,而且“n”的加入并不是由特定的、单独的语音决定的，而是表明了音译的中国词汇中所存在的一种共同的特点。那么这种特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从当时的古语中寻找答案。 可是，并没有哪个现代人曾听过“古人”说话，我们更是无法准确构建古人的语音。所幸的是，方言为我们追寻古汉语的踪迹提供了一个基础，方言被誉为古语考证的“活化石”。夏言，即雅言，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据考据，当今的陕西方言中就有夏言的遗风。陕西方言的显著特点是鼻音浓重。从音韵学上分析，陕西方言，特别是关中方言，前、后鼻韵不分，加之其发音靠后，存在着拖长音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古人说着夏言发“夏”音时，鼻音是贯穿始终的。 因此，夏言的这一特征恰好能够对应约翰·韦伯所提出的规律。前面讲到，“n”的加入表明了音译的中国词汇中所存在的共同特点，那么，这种特点就是夏言中那“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鼻音。而约翰·韦伯为了进行详细的说明，还列举了“Janus”一词的构词例子：认为它的原型应为Jaus（姬氏，即黄帝），在音译的过程中，在“Jaus”中间加入“n”，由此表示上古华夏民族那浓烈的鼻腔音。 当然，有人还会疑惑，为什么西方世界会花费大力气研究音译的中国词语的构词规律呢？这正是由于西方人注意到陕西地区以及陕西方言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约翰·韦伯在上述著作中特别强调了上古时陕西的地位：“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陕西无疑是最突出的”；而荷兰著名探险家尼霍夫在其1665年创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中表述：陕西地区因其富丽堂皇与历史悠久而极其著名。之后，他更是表示“陕西是上亚细亚地区中最古老的地方，它比巴比伦还要古老”。可以想到，正是由于其卓越的地区优势，陕西方言变得风靡了起来。就如同前些年英语学习者们疯狂地推崇“纽约音”时，能够准确定位到“r”在美式英语中的重要性一样，当陕西方言风靡之际，人们也能够极其准确而细致地捕捉到浓烈的鼻音“n”是夏言的重要特色。因此，西方人抓住精髓，总结出上述的构词规律也是水到渠成之事。就这样，“夏”（cia）成为“Sina\Cina\China”；而“夏”之因子也就随着众译名一道，向全世界传播开去。 “夏”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可以说，从中华文明发展之初，“夏”之因子就融入其中，一直熠熠发光，蕴含着国人恒久不变的身份自觉性与自豪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此文得到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甲骨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秦教研室主任朱彦民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