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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世之新歌”解 郭茂倩新乐府定义中有三个关键语句：“唐世之新歌”“辞实乐府”“未常被于声”。第一句说明“新乐府”立类原因，第二句说明新乐府乐府性质，第三句说明新乐府音乐形态。可是三句当中，有两句被误解，有一句不理解。首先看“唐世之新歌”。 “唐世之新歌”，学人多误解为“唐代新歌曲”。陆侃如指责郭茂倩既说新乐府是“唐世之新歌”，又说新乐府“未常被于声”属于自相矛盾，就证明他把“新歌”理解成了“新歌曲”。其实“唐世之新歌”确切涵义不是“唐代新歌曲”，而是“唐代乐府新歌辞”。“新歌”一词来自《乐府新歌》等歌录，是乐府对这类歌辞的习惯称呼。 “新歌”的“歌”是“歌辞”的省称。《宋书·乐志》云：“曹植《鞞舞哥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13)曹植为《鼙舞》作五篇新辞，名为“新哥五篇”，《乐府诗集》予以收录，作《魏陈思王鼙舞歌》。《旧唐书·音乐志》云：“《明君》，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耸动左右，天子悔焉。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14)石崇先教绿珠《王昭君》曲，后又为《王昭君》作新辞，新辞也叫“新歌”。《乐府诗集》《玉树后庭花》解题引《隋书·五行志》曰：“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辞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也。”(《乐府诗集》卷四七，第527页)“新歌”也指新歌辞。 “新歌”也称“新曲”。北魏刘芳《上言参制舞名并制新曲》：“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15)鼓吹曲始于汉代，“制新曲”不是创新调，而是作新辞。《乐府诗集》《齐南郊乐歌》解题引《南齐书·乐志》曰：“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太庙登歌用褚渊，余悉用谢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乐府诗集》卷二，第14页)也以“新曲”指新曲辞。 “歌”“曲”是歌辞、曲辞的省称。全称是“歌辞”“曲辞”“歌诗”“歌章”“歌篇”“曲章”。“歌辞”“曲辞”“歌诗”无需多作说明，“歌章”“歌篇”“曲章”需略作说明。歌辞、曲辞往往分章，“篇”标示歌辞文本属性，所以有“歌章”“曲章”“歌篇”等名称。《乐府诗集》《董逃行五解》解题引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终有董卓作乱，卒以逃亡。后人习之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儆诫焉。”(《乐府诗集》卷三四，第400页)即以“歌章”称歌辞。有的歌录就叫“歌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歌章》(八卷)”(16)。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序》云：“洎从离乱，礼寺隳颓。……乐府歌章，咸皆丧坠。”(17)可见“歌”是“歌章”省称，“新歌”就是新歌章。“歌篇”一词也常见诸文献。《南齐书·乐志》载南齐阙名《奏定庙乐歌诗》云：“又寻汉世歌篇，多少无定，皆称事立文，并多八句，然后转韵。”(18)《玉台新咏》载梁简文帝《艳歌篇十八韵》《蜀国弦歌篇十韵》(19)。权德舆《吴尊师传》：“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20)《唐语林》卷二“文学”：“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21)均以“歌篇”称歌辞。“曲章”一词也常见于唐人诗文。白居易《九日寄微之》诗云：“怕飞杯酒多分数，厌听笙歌旧曲章。”无名氏《进凯乐奏(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魏晋以来鼓吹曲章，多述当时战功。”(《全唐文》卷九六六，第10册，第10030页)“曲章”就是“曲辞”。歌录有时用全称，有时用省称，“歌章”“歌诗”“歌辞”为全称，“歌录”“舞曲”“舞歌”为省称。 唐代乐府活动繁盛，需要创作大量新辞，唐人诗文经常提及乐府需要歌辞的情景。如言：“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辞。”(22)“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23)“宴移明处清兰路，歌待新词促翰林。”(24)“酒征旧对惭衰质，曲换新辞感上宫。”(25)“集仙殿里新词到，便播笙歌作乐章。”(26)“青云旧路归仙掖，白凤新词入圣聪。”(27)“金马辞臣赋小诗，梨园弟子唱新词。”(28)新辞被记录下来，就成了歌录。《旧唐书·音乐志三》载开元年间：“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縚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又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今依前史旧例，录雅乐歌词前后常行用者，附于此志。其五调法曲，词多不经，不复载之。”(《旧唐书》卷三○，第4册，第1089页)《宴乐五调歌词》就是记录歌辞的歌录。 专门记录新歌辞的歌录或取名《乐府新歌》。《隋书·经籍志》载有《乐府新歌》十卷(秦王记室崔子发撰)和《乐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马殷僧首撰)(29)。《乐府诗集》收录第一首歌辞是谢偃《新曲》，原题就叫《乐府新歌应教》，证明《乐府诗集·新乐府辞》所录就是这类新歌。 各类乐府都有新辞，为郊庙、燕射、鼓吹、横吹、舞曲、琴曲、相和、清商所作新辞，郭茂倩已将其归入这些类别，新乐府歌辞显然无法归入这些类别。新乐府辞和近代曲辞有相似性：后者作于隋唐，前者作于唐代，但近代曲已经成为乐曲，新乐府尚处于等待加工状态，无法归入近代曲辞。新乐府辞有“乐府杂题”，与杂曲歌辞类似，但杂曲也已成为乐曲，且多创调于唐前，新乐府尚未成为乐曲，且多创调于唐代，也无法归入杂曲歌辞。歌录既然名为《乐府新歌》，说明这些新歌著录时不属于任何类别，所以郭茂倩才将其单独立类。 郭茂倩是乐府学集大成者，他将乐府分为十二类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初看《乐府诗集》分类好像很随意：或按功能，或按时间，或按乐器，或按表演方式，标准不够统一。其实郭茂倩分类兼顾了歌辞性质和实际留存两方面因素，所以不应动辄质疑《乐府诗集》分类合理性，动辄主张取消某类乐府。可是直到21世纪还不断有人指责《乐府诗集》分类不当。如台湾学者刘德玲在其《〈乐府诗集〉体例与收诗之商榷》中就说：“《乐府诗集》缺乏统一的分类准则……在收诗方面，郭也犯了取材不知裁度的毛病，导致全书收诗庞杂紊乱。”(30)郭茂倩“收诗庞杂紊乱”是假，论者不解郭氏分类深意是真。 上述即“唐世之新歌”真正涵义，它来自《乐府新歌》之类歌录，因无法归入其他类别才单独立类，所以不应该动辄质疑新乐府辞立类合理性。不管是否见载于歌录，就扩大或缩小新乐府收录范围，同样不可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