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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学人对郭茂倩新乐府定义多有误解和不解：或认为新乐府不入乐，不是乐府，或主张扩大新乐府范围，或主张缩小新乐府范围。文章重新解读了郭茂倩新乐府辞定义，指出“唐世之新歌”，意为唐代乐府新歌辞，名称来自《乐府新歌》等歌录；“辞实乐府”，是说其乐府性质确切无疑；“未常被于声”，意为不经常表演，而非从不表演；新乐府音乐形态有旧声新辞、新声新辞、无声新辞三种情况，并非都不入乐；主张取消新乐府，或扩大、缩小新乐府辞边界，皆因误解或不解郭茂倩新乐府定义。 关 键 词：新乐府/涵义/边界/入乐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乐府诗集》整理与补编”(项目编号13&ZD11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相洲，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乐府学概论》等。 新乐府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新乐府涵义一直存在争议，有人甚至认为新乐府不是乐府，主张从乐府诗中剔除。其实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叙论》给新乐府下了明确定义：“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①但学人对这一定义或是误解或是不解，造成很多纷扰。有鉴于此，笔者拟对郭茂倩新乐府定义进行重新解读，揭示其真正涵义，为深入研究新乐府打通概念上的障碍。 一、误解和不解的两点表现 由于误解和不解郭茂倩新乐府涵义，学界对新乐府颇多质疑。归纳起来有两方面：一是认为新乐府不是乐府，应该取消这一类别；一是认为《乐府诗集》收录新乐府范围或是过窄，或是过宽，主张扩大或缩小新乐府边界。 (一)认为新乐府不入乐，不是乐府。如清人顾有孝编《乐府英华》就不录唐人新乐府，理由是新乐府不入乐。1926年，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出版，书中区分“真乐府”和“假乐府”。指出，所谓“真乐府”是指“创制的”或“入乐的”乐府，而“新乐府，本是文人的玩意儿，大都是不入乐的”②，不是“真乐府”。之后梁启超在其《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一章《古歌谣及乐府》中指出：“所谓新乐府辞者，乃唐以后诗家自创新题号称乐府，实则并未尝入乐……不能谓为乐府。”③也把新乐府排除在乐府之外。1931年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出版，书中主张保留新乐府。理由是：“治乐府有两种立场，一曰音乐，一曰文学。以音乐为立场，则所谓《新乐府》者，自然可废。……兹编乃述乐府文学，非论乐府声调，故不能去《新乐府》。”④虽然主张保留新乐府，但也认为新乐府不入乐。 可见不论主张取消，还是主张保留，都认为新乐府不入乐。根据就是《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叙论》说新乐府“未常被于声”。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四篇《乐府》第一章《导论》云：“应该删去《新乐府》。郭茂倩说：‘《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卷九○)这是自相矛盾的话。既然‘未常被于声’，那便与徒诗无异。诗人或者自题曰乐府，其实与乐府异。”⑤该部分由陆侃如执笔，说明其新乐府不入乐观点一直没变。在新乐府辞中，杜甫、元白等人新乐府确实不入乐，这一点前人早有论及。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唐人乐府不尽谱入乐”条就说杜甫、元白等人所作新乐府“未尝谱之于乐”⑥。清冯班《钝吟杂录》“论乐府与钱颐仲”条亦云：“乐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杜甫、元、白新乐府是也。”⑦1905年，渊实在《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新民丛报》1906年第77号)一文中也说：“降而及唐，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徒，或以古题，或以新题，频自作之，亦名‘乐府’，其实一切不可歌。”但是杜甫、元、白新乐府不入乐，不等于所有新乐府辞都不入乐。《乐府诗集》所录十一卷新乐府，元白新乐府只占三卷多一点，因元白新乐府不入乐就认定所有新乐府辞不入乐，显然是以偏概全。无奈在很多学人那里，所谓新乐府就是元白新乐府，新乐府不入乐印象根深蒂固。 直到21世纪，才开始有学者讨论新乐府的“歌辞”特征。如尚丽新《论新乐府的界定》(《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根据《新乐府辞叙论》所述四种声辞关系，指出新乐府辞是“拟歌辞”，即“虽未与音乐相配，但却保留了音乐影响的痕迹的那部分非歌辞”。杨晓霭《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指出，新乐府诗是“具备歌谣特点的歌，只是没有像汉乐府那样被采择配乐来歌唱”。这两篇文章能看出新乐府歌辞性质，是因为注意到了《新乐府辞叙论》中有关辞乐结合方式的论述，可惜最后还是认为新乐府不入乐。 (二)认为郭茂倩定义过窄或过宽。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把新乐府涵义放大，认为新乐府就是“新作的”乐府。例如把《临高台》称作新乐府⑧。《临高台》是汉乐府旧题，曹丕拟作了歌辞，胡适把它当成了新乐府。在谈到唐代新乐府时，他也不顾《乐府诗集》是否收录，把元结《闵荒诗》，杜甫“三吏”“三别”都说成新乐府。类似做法并非胡适一家，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把南朝乐府称作新乐府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十六章《新乐府辞》将吴声、西曲和梁鼓角横吹曲称作新乐府⑩。其实都是在借用“新乐府”这一名词，与郭茂倩所说新乐府涵义无关。虽然《新乐府辞叙论》论及声辞结合四种方式时提到过“三调歌诗”“吴声诸曲”，但郭茂倩所谓新乐府仅指“唐世之新歌”，从未泛指一切“新作”乐府。 与上述各家无视郭茂倩新乐府定义不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有一批学人在郭茂倩新乐府定义基础上探讨新乐府涵义。他们认为《乐府诗集》收录或失之于窄，或失之于宽，认为应该重新定义新乐府，并制定出一系列认定新乐府的具体标准。如2000年朱炯远在《论新乐府运动争议中的几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中就提出了六条依据：一来自作者自己的声明，二来自诗论家的文章，三来自郭茂倩《乐府诗集》，四来自历代编撰的诗人别集，五来自某些诗歌总集，六来自某些诗话、笔记。2004年陈才智《新乐府名义辨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一文中根据音乐、精神、体制、题目四项标准，将新乐府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最广义，只要一方面具备新因子即可称为新乐府。……第二层次，张籍、王建和刘猛、李馀、元白等人的某些古题乐府。……第三层次，新题乐府。……第四层次，最狭义，新乐府就是指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这些学者承认郭茂倩新乐府辞定义，但认为《乐府诗集》收录不广，于是制定收录标准，以便将更多疑似新乐府纳入到新乐府辞当中。但这些标准有的成立，有的不成立。如朱炯远所列六条标准第一条、第三条可以接受，其他四条都有问题：认定乐府需要专门知识，如果某位诗评家不具备这些知识，在论诗时觉着哪些作品是新乐府，就不能拿来作为依据。如清宋荦《漫堂说诗》云：“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别》《新婚别》《留花门》诸作，便成千古绝调。后来张(籍)、王(建)乐府，乐天之《秦中吟》，皆有可采。”(11)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云：“乐府体裁，历代不同。唐以前每借旧题发挥己意，太白亦复如是，其短长篇什，各自成调，原非一定音节。杜老知其然，乃竟自创名目，更不借径前人。如《洗兵马》《新婚别》等皆是也。”(12)很显然，不能据这两条诗话就认定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秦中吟》是新乐府。同理，后人整理唐人别集、编辑诗歌总集认定的新乐府也不尽可靠。至于笔记，除非唐人所作，其他未必可靠。在唐代有些人乐府学知识就已经不够了，否则吴兢不会作《乐府古题要解》，李白也不会向韦渠牟专门传授古乐府学。陈才智说音乐、精神、体制、题目四个方面只要一条是新的就可以认定为新乐府更是大可商量。例如《长恨歌》是入乐歌诗、有讽谕精神、全篇七言、以“歌”为题，《乐府诗集》照样没有收录，说明郭茂倩认定乐府是有标准的，不能把看似新乐府的诗作都当作新乐府。 也有人认为郭茂倩定义过宽。2002年台湾学者朱我芯《郭茂倩〈乐府诗集〉关于唐乐府分类之商榷》(《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指出：“(《乐府诗集》)唐代乐府的分类存在若干问题，主要是其中‘新乐府辞’的界定远较新乐府定义宽泛，模糊了新乐府讽谕性与时事性的特质，以致无法突显新乐府在乐府诗史中的新变意义，也未能呈现唐乐府以声诗表现音乐性，以新乐府表现社会性的功能分立特色。”2003年她在《〈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义界与分类意义之商榷》(《兴大中文学报》2003年总第15期)一文中又指出：郭茂倩概念“既不符合李绅原创‘新题’乐府的‘病时’概念，亦不考量新乐府诗人早已并作标举的时事性与讽谕性诗旨。当代学者普遍无疑地认同郭氏的广义界定，却忽略考察历代诗论中有关新乐府的所指，其实绝少与郭氏同调者，显示郭氏的界定在新乐府定义的接受史中并非主流，而是出于诗歌总集编类考量下的一种类别概念”。以诗歌史上影响大小作为乐府诗分类依据，显然不合适。 要澄清上述误解需做到两点：一是要弄清新乐府音乐形态，二是要弄清郭茂倩新乐府立类依据，而这两点都有赖于真正理解郭茂倩的新乐府定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