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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话语建构：以当前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为例 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否定性批评，实际上根源于中国学人寻求民族自我身份认同和构建民族理论话语的迫切愿望以及这种愿望难以实现的内在焦虑。③ 这正如曹顺庆指出的，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中国传统文论基本上被遗弃，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新中国成立后，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 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又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20]90 年代以后，当商业浪潮席卷华夏这片古老的土地时，学者们更是为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状态而焦虑。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张江提出：“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21] 因此，民族化文论的建构，是张江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在，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中国人文学者所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因此，我们可以说，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与其说是批评西方理论的偏弊，不如说是为着解决中国文论的问题。这正如前面所论说的，立场前置、主观预设实际上是隐藏在阐释实践和阐释理论中的合理的强制指向，这种强制指向不仅存在于西方文学理论的话语中，同时也存在于张江所期望实现的民族话语的建构中。这种民族话语建构其实就是我所称道而张江讳言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就是他为着解决中华文化共同体凝聚问题所构想出的合乎逻辑与情理的立场前置与主观预设。这种民族话语，既可以体现为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可以体现为民间层面的儒家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等。这些各有侧重的思潮都是围绕着民族话语的建构而展开，就是先预设了“民族本位”的前置立场以及某种主义为最优化的民族话语的主观想象。 某种程度上说，理论就并不是无国界的，而永远是带着独特的民族记忆和个体生命的体验，并为着某种在场感而说话的。这也是张江指出的，“文学不能‘虚无’历史”，“文学‘虚无’历史，否定了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22] 这里的历史就是每一个个体生命所应当储存着的民族记忆。遍观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就不难发现这种烙印在文论话语中的民族印记。如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就是围绕着德意志民族的此在生命体验来论说的，赛义德的东方学是为着伊斯兰等东方文化说话的，女权主义理论是为着女性的权利展开的，民族主义则是为着某个民族的自我利益来进行身份建构的。因此，如果仅仅从理论家应该具有相对于文学家的独立性来说，强制阐释是必然的，张江对于强制阐释的批评可能禁锢了理论应当有的独立性。但是如果从当前中国民族话语的建构和民族国家的建设来说，张江对中国文论强制套用西方理论的批评，应当说又是及时的。长期以来，中国不仅是文论话语呈现出一种“失语”状态，而且在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方面呈现出“民族虚无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的空前危机。正是从理论的民族性立场出发，张江指出了西方文论所生长的西方文化语境与中国文化语境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严重错位，那就是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23] 因此，张江的强制阐释论思想既可以看作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渴望建设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理论自觉。此种学术思考和民族身份自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民族话语的建构，是我们在破除西方理论中心主义、破除中国文学批评界唯苏俄或西方马首是瞻的偏弊以后，当接着思考的紧要问题。这个问题就将不再是局限于文学的，而应当同时是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这种立场前置的强制阐释指向，也是植根于中国理论家的当下生存体验和生活实践的。如果从中国的一切话语都当融合成为一个认同中国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的角度来说，无疑，一个崭新的任务就摆在了当代中国学者的面前。 注释： ① 感知域，是以作家和理论家围绕其生命体验而展开，并从而实现其文学创作理论创造，此处有必要单独予 以强调，即只有感知域的生命体验才是理论家理论创造的源泉，理论家并不是围绕着文学家的原创作品的附属性存在。 ② 理论域，是理论家根据其感知域而创造出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理论的场域，当然又会和其他条件相互激发，互 为生成，而化解这疆域的藩篱；同样，文学家根据其感知域也会创造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学的场域，这就是布迪厄所 说的文学场，这文学场也同样和其他条件激发生成，而化解其藩篱。 ③ 民族话语建构，或许是当前中国学术所应当承担的一种国家使命，当此民族复兴之际，如果缺乏一种与其经济、 政治和军事实力相符合的文化理论或民族话语建构，那么，所谓的民族复兴就难免流于物质主义的，是只有身体而没有 灵魂的。张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后来为自己思想辩护中提出了民族话语建构问题，这便已经体现 出他本人的强制阐释论的立场预设了。 参考文献： [1][21][23]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 [2] 张江等：《关于“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南方文坛》2016 年第 1 期。 [3][16]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 年第 6 期。 [4] 张江：《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学术研究》2015 年第 4 期。 [5] 朱立元：《关于主观预设问题的再思考》，《学术研究》2015 年第 4 期。 [6] 王宁：《文学批评的预设和理论视角》，《学术研究》2015 年第 4 期。 [7] 周宪：《前置结论的反思》，《学术研究》2015 年第 4 期。 [8][9] 张江：《批评的伦理》，《求是学刊》2015 年第 5 期。 [10][12] 张江：《前置结论与前置立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11][ 美 ]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５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第 15 页。 [13] 何光顺：《文学的缘域——兼论文学的自性与他性》，《暨南学报》2013 年第 11 期。 [14] 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2 页。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粱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5 页。 [17][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译者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8 页。 [18][ 美 ]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16 页。 [19] 何光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0] 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 期。 [22] 张江：《文学不能“虚无”历史》，《文学评论》2014 年第 2 期。 （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