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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学者大多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来探讨阐释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忽略了阐释实际上是基于理论 家独立生存论体验的创造性活动，即理论家并不以文学作品为轴心，而是借助文学作品来完成其理论建构的。 从这个角度说，强制无可避免地内含于阐释之中。这种阐释至少具有三个维度：生命存在即为感知的过程， 这构成了阐释学的生存论基础；阐释就是阐释者的个性化的感知体验和作品所保存的原作者的生存体验的相 遇，从而以其感知体验作为判断原作者的某种前见和主观预设的标准；在这种判断标准的置入中，存在着具 有差异性的视域融合，并衍伸出阐释学立场前置的合理限度问题。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是与当前民族话语建构 和民族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体现出学者们基于具体的民族生存语境所作出的对于阐释的某种立场前置，因 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 生存论 视域融合 民族话语 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何光顺，笔名蜀山牧人，男，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青年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儒道思想比较研究、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国诗歌批评。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著作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 何谓强制阐释？近年来，张江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批评西方文学理论界“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1] 并批评“许多中国学者生吞活剥地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搬到中国来，用西方理论强制地阐释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2] 按张江的定义，“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3] 这种强制阐释的学术方法的要害主要有三：一是前置立场，二是前置模式，三是前置结论。[4] 即批评者不是阐释文学文本，而是要表达和证明立场；提出一个普适的模式，用预先选取的确定模板和式样框定文本，文学抽象为公式；证明自己前置预设的结论，而并不认真分析文本。 张江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批评家是否应当忠实于文本以及某种超出文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问题。他尖锐批评那种理论家不依据文本的过度场外征用与自说自话，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批评也隐含着批评者要符合文本原意的古典“符合论”的文学观，这就可能导致这种符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以及很大程度上扼杀批评者超越于原文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同样被很多学者关注和质疑。如朱立元就认为，按照阐释学的观点，任何立场都是前置的，批评家不可能无社会性无历史性无价值预设地进入文学批评。[5] 王宁则更着重指出理论家进行自由创造的权利，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对文学作品作出恰当解释，而就是以文学作品来证明理论预设的有效性和正确性。[6] 周宪也认为，前置立场和前置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关键只是在于如何避免前置结论。[7] 然而，在笔者看来，当前学者有关强制阐释论的探讨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强制阐释的强制指向到底指向何处？实际上，我们争论的重心不应该在强制，而应该在阐释得以生成的基础和指向。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或思想都隐含着对作者、接受者和解释者的生存论或存在论的思考，即阐释是一种显现存在本身或生命本身的创造性活动。只有这种显现生命的创造性活动本身才构成了理论批评的价值所在。张江对强制阐释的批评先在地隐含着批评者要符合文学文本或作者原意的符合论思想，这固然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本，然而，这样的阅读却不能增加文本以外的任何积极的创造性成果，并且遮蔽了解释者异于原作者的独立生存阐释活动。下面便将对解释者或理论家的理论维度的生存论基础及其自洽性作出辩护。 一、存在即感知：阐释学的生存论基础 张江始终强调读者意图（批评意图）和作者意图（文本意图）的区分，认为“文本的自在含义，也就是所谓倾向性，还是由文本自身规定的，而不是由读者和他们的意图所规定”，“对批评意图与文本及作者意图相区分，不要把批评意图强加于文本及作者，是批评伦理的基本要求”。[8] 他进而指出专业批评者的任务只是在普通读者无法确当理解文本的复杂含义的时候，“能够给文学创作以有效指导，并能够广泛引领阅读”，[9] 于是，理论家和批评家并不独立产生思想，只是提升和总结文本制造者的经验，跟着作家和文本前行，成为作家创造技艺的总结者和传播者，从而把这经验传给后人。 在张江的这个批评中，批评家和理论家完全沦为作家和文本的附庸。而事实上，无论文学作品，还是文学理论，都是个人化的生命感知体验及其独立运用理性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故而这种创造，就不再是所谓的阐释（读者意图 / 批评意图）要符合原意（文本意图 / 作者意图）的问题，而是理论家和文学家都必须各自从其解释者和创作者的生存体验出发，并以合适的创作或理论来解答个体生命的焦虑和困惑的问题。显然，生命存在的感知体验，才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这样，从文学理论家或思想家的角度来说，某部文学作品或众多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不过是因为暗合或唤起了理论家的某种生命体验，并从而为其理论阐释或理论体系的建构服务而已。从文学理论自洽于生命存在本身来说，张江所批评的强制阐释的很多弊端，即“没有对具体文本的深入考察和分析，没有对文本内容的确当识认”[10] 的悬空而谈论文学，固然是极其不可取的，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同样深入考察和分析文本时，理论家完全可能有着远高于作家及其文本的识见和对社会历史的更深刻理解，从而运用自己的批评尺度来批评或超越作家的创作意图，以此建构自己的批评意图。所谓的强制阐释恰好就是理论追求自我圆满的难以避免的内在冲动和实践维度，文学批评的尺度往往并不在文学本身之内，而是理论家根据自己对社会历史和个体生命的体验和理解所形成的一套对于文学文本进行批评的有效法则。 于是，当我们转换视角，就不难发现，理论家的强制阐释并不全是离谱和无效的，他植根于自我生命实践的批评尺度和意图预设，就是理论和思想的自足圆满和逻辑自洽的追求，就是生命自我建构所必得经历的过程，就是合理的借题发挥和重新创造，并从而具有其积极和肯定的含义。理论家征用诸多文学现象、个案和文本以实现理论的自我运演，就不再是指向研究对象的，而是指向其本身所处的生活世界与生存体验。文学理论并不围绕具体的文学文本旋转，文学创作也往往不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很多文学作者并不是先读了文学理论才进行文学创作，同样，文学理论家也大多不是因为读了某些文学文本才有了理论的发现。理论家的人生体验和生活观察并不是劣于或次于文学家的，理论家仅仅是为建构其理论而借用了文学文本。二者的区别或仅仅在于，有人擅长创作，有人喜欢理论。而这也就是韦勒克所指出的：“倘若没有文学，世界就会贫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反之，文学也需要批评所提供的理解，筛汰和评判。”[11] 韦勒克指出了文学和批评两者各自的独立性和依赖性，如果没有独立于文学之外的批评，就谈不上对文学的真正筛汰和评判。 因此，只要试图进行文学的解读或理论的建构，就必然会有强制的指向，但这种强制指向的合法性基础却必须围绕着“人”来展开。张江在其系列文章中恰好忽略了“人”这个问题，他只看到了理论家对于作家文本意图的追随。他虽然提出了“理论一定是有实践依据的”，[12] 但他说的实践却只是批评者植根于某个具体文本自身的阅读实践，而忽略了批评者超出这个具体文本之外的更丰富的阅读及其真实的生活实践，忽略了只有人才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真正主题。人的主题，就是以自身为起点，就隐藏在“认识你自己”的古老箴言中。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我为什么活着，就是文学的永恒的“人学”主题，而文学理论不过将这“人学”主题作了更趋向哲学化的聚焦性的阐释。从个体的经验感受和生活观察开始，这自己和个体就首先是主观的，一个好的文学创作者或文学理论家，就在于围绕自己的视、听、嗅、触、感等来构建自己的感知域，①如果他是从自己的感知域着手进行创作，那么，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就是有效的和较好的，如果远离了这感知域，他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就是无效的。比如，如果他仅仅用古典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就缺乏了属于时代和个体生活的语言；如果他仅仅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文本，就缺少了他从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社会所体验和观察到的某种思考和洞见。 显然，阐释本身蕴含着强制的必然维度，既然如此，那么，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是否还有意义？这就涉及到上文所说，强制内在于阐释，这种内在于阐释的强制指向是为我的，即预设了我和我们的存在，这就要利用那些区别于我们的普遍的“他者”资源来为我和我们的存在服务，并提供好的借鉴。在各民族思想的碰撞融合中，如果他民族的思想能经过格义、训释、消化，而后转化为自己民族和自己思想的资源，那么，这种强制阐释就实现了自我生存土壤的扩张和自己民族思想资源的拓展。然而，如果当民族或思想的“自我”完全被其他民族思想的“他者”所俘虏时，我们创造的土壤就丧失了。我们就仅仅沦为他种思想和理论的注脚，这种强制阐释，就导致了自己民族和自我思想的消亡，这个民族也就沦为无法为世界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民族，这个人的脑袋也就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从这个角度说，张江特意提出阐释的强制维度，实际就是要否定一个民族或个体被他种思想所俘虏而丧失其独立性的弊端，而这无疑是有其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