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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阐释即体验：阐释学的前见和主观预设 当我们理解了，强制阐释论的重点实际上是要批判那种丧失“自我”与某种“民族品格”、“时代精神”的坏的强制阐释时，我们也就不难看到，张江所提倡的“非强制”的阐释实际上仍旧蕴含了某种他未曾察觉到的“历史前见”和“主观预设”，即在他看来，我们不应当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具体化的文学创作和生命体验，而应当是指向我们民族性和个体化的属于我和我们的视、听、嗅、触、感的感知域的建构与理论化的思考。只是张江预设的这种历史前见，他将其指向了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而忽略了这实际上是以理论家的生活体验与生命感受为中心，是去存在的过程化的生命展开。于是，我们所应当提倡的阐释就既不是以我们的文学文本削足适履地去适应西方的某种所谓先进理论，也不是要让我们的文学理论家只是回到某部文学作品的原意，而应当是以中西方的经典文学文本和相关理论构建我们的理论域，②这种理论域又是围绕我们的感知域来展开。而这种感知域或理论域，就是我曾经论述过的缘起的、条件的、具体的、杂语的“缘域”。这种缘域是非疆域的，是有限无边的。有中心，但中心不断移动；有限制，但边界模糊而变化，是涵摄了感知域、理论域和文学场等诸概念的一个中国文学的独特命题。[13] 我们必须清楚，理论家 / 思想家和作家 / 诗人是差异极大而都极具原创性的“作者”，而非仅为叙 述者 / 注释者。中国学术界或理论界的衰落非自今日始，而是远自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占统治地位以后就衰落了。乾嘉学派学风的形成是满清政权全面控制思想学术领域的结果，在其时的学者们无法实现对属于时代和个体的真切生命感受和社会批判进行独立写作时，便只有将精力转向对既往成果的清理和总结工作，于是，“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14] 梁启超就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 [15] 在 18 世纪的乾嘉考据学风的盛行中，17 世纪明清鼎革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的影响便渐至趋于沉没。此后虽有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思想冲击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那种迫于政治压力以及乾嘉学风影响的中国学术却始终无法产生原创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一大遗憾。因此，在 21 世纪的中国，要真正实现思想的原创，激发文学理论的创造力，就不是提倡理论家 / 思想家去考据和索解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原始意图，而真正迫切的任务，在于理论家们必须面对我们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与解答。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或理论家，更当借用那些反映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和社会风貌变迁的文学作品，以方便他去观察历史性的民族和社会生活，并进而以理论的方式作出高度概括和总结。于是，一个作者的写作或单个的文本就远远不能满足理论家 / 思想家为人类精神世界寻找答案的内在冲动，他必得寻找到其他资料，如宗教作品、历史作品、哲学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如此等等，这一切都让文学理论的自我成长最终会走出文学，超越具体的属于文学家个人化表达的文学文本，进入一个“我思”的世界，进入一个理论家的“我行”的实践，而这就是理论家的主观化投射和体验。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江有两个极为准确的判断：一是认为西方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强制阐释的方式，西方理论家大量地进行非文学的场外挪用、场外借用、场外转用、语词置换；二是中国学者在借用西方文学理论时，对中国文学文本进行予取予求的强制阐释，我们的文本、历史、文学成了西方理论的注脚。[16] 这两个判断所折射的问题应当说是很多学者都认识到的，然而，张江对这两种强制阐释的方式所持的批评和否定态度，却是让人不敢完全苟同的。笔者认为，西方理论的强制阐释方式本身，正好体现了西方理论家或思想家们的原创性精神，因为他们大多能从古希腊、中世纪、东方、拉美、非洲的任何资源迂回以进入西方的当下生活，去发现西方世界所需要弥补和建构的某种精神世界，并从而生长出一棵属于自己的理论生命之树，其他的一切资源不过是成为了欧洲思想和欧洲理论的营养。不过，笔者也赞同张江对中国学者的批评，就是中国学者借用西方文学理论强制阐释中国文学文本的行为，并没有以西方文学或西方理论作为我们的资源与营养，以创造出属于我们的理论生命之树，我们的一切文学文本只是成了西方思想的注脚，这个批评确实是切中肯綮并极具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