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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域融合：阐释学立场前置的合理限度 张江所说的“前置立场”实际上就是加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在加达默尔看来，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解释从来就不存在无前提的把握，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Horizont）。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加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17] 因此，理论家所研究的文本就不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的无限的统一体，而这就是加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是一种关系，故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美国文论家赫施则提出文本有含义与意义之分：“作品对作者来说的意义（Bedeutung）会发生很大变化，而作品的含义（sinn）却相反地根本不会变。”[18] 张江希望回到文学文本的原意的解读，很可能就是摒弃了解释者和历史文本之间所应当生发出来的那种事件性和关系性的联系，也可能忽略了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的意义的变化，这可能导致解释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丧失，造成解释者仅仅沦为历史文本的被动的跟随者。 对于阐释学的视域融合思想和文学批评所内含的立场前置的合理性，王宁、朱立元等几位学者已有探讨，笔者这里仅从中西方思想史的角度说明立场前置或视域融合的必然性。从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思想的萌芽，就几乎是从前置立场或特定视域开始的。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学派预设了世界有一个本源的前置立场，这实现了对于古希腊神话着重感官世界的突破，从而展开了对于世界的“一”与“多”、“变”与“不变”的理论思辨，可以说，属于理论的思想正是在抛弃接近文学的神话和史诗中，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成长。自然哲学家们有关世界有一个本源的前置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这个本源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个本源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上，他们才产生分歧。随后，智者学派虽然质疑了这种对世界本源的追问，但同样有一个前置立场，那就是权力和利益，属于个人的感官化的欲望，成为衡量世界的尺度。在批判智者学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同样预设了一个前置立场，那就是正义和智慧是最好的，而正义和智慧都是属于神的，神是最好的，只是正义、智慧、美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去接近神的方式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而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和初始因，以及新柏拉图学派的神，都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不可置辩的神的绝对至善的前置立场奠定了思辨的基础。从圣奥古斯丁以后延续一千年的中世纪神学，也同样是在神的绝对至善等诸多前置立场中展开其神学体系的建构的。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同样离不开前置立场的预设。先秦儒家有仁义之道，道家有自然之道的前置立场，两汉经学有预设王道的前置立场，魏晋玄学是以自然之道的前置立场去解释儒家，佛学是以缘起观的前置立场去解释世界，宋明理学是以理气论二分的前置立场去解释生命。近代以来，强制阐释的前置立场预设，同样是普遍的。比如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强制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其他还有人性论、语言论、存在论、结构论等各种预设前置立场的强制阐释。这种近现代向西方大量征用和借鉴理论的强制阐释，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导致了学者所说的中国理论界的失语症，只有大量运用西方理论，好像才显得时髦和有学问，中国的文学文本成为了西方理论的脚料和注释。无疑，在此种对强行征用西方理论的强制阐释的批判方面，张江为纠正当下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论学风打了一针清醒剂。 在文学理论批评中，要判断一个前置立场的好坏，就需要进入历史中，看其是强贴标签还是在解决民族的或个体生命的问题。比如魏晋玄学理论家，以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强制阐释孔子，就是为世族政治张目的具有“虚君主义”倾向的玄学政治实践，是有意义的。[19] 又如佛教传入中国，将老子、庄子都强制阐释为略通佛祖之意又未达到佛祖境界的贤人，这对士人摆脱生命困境也是有帮助的。因此，不受现实政治或宗教权力干预，而出于理论家针对当下问题的自由创造的为着个体、生命和民族说话的强制阐释就是好的。然而，如果当问题生存语境已经消失，还在运用既成理论来强制阐释，就是无效或坏的阐释。比如在“文革”时期，样板戏只是生硬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简单地切割，将英雄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脱离了真实生活，就窒息了文学艺术的创造。又比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完全根据欧洲民族所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据此批评中国文学，就缺少了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深入考察，未发现中国的西周春秋实际是封建社会而非奴隶社会，秦汉到明清实际是皇权专制社会而非封建社会。 因此，如果我们要探讨前置立场的合理性及其限度的话，那么，文学理论家的自由和独立就是其首要的内在条件，而政治与宗教权力放弃对理论家或思想家的干扰，则是前置立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重要的外部条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前置立场，不是阉割了文学，而是丰富了文学，因为一个伟大的文本，或一个文本序列，往往会涉及多重问题，每次探讨都只有从理论家所熟悉的知识背景出发，这知识背景会生成他的前置立场，这个前置立场会生成他阅读文本和系列文本的一个视角，并构成其阐释的主线，而这也将有助于该文本中的某个主题的凸显，有助于理论家的个体生命与文本内在生命的呼应和契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