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林品古图》，仇英绘，《南华录》插图。 “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晚明文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集灵》描绘了一个由美妙器物所支撑的风雅世界。在作家赵柏田的新作《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里，这样的世界被洁净又绵密的现代文钩沉、连缀、复活，似一道旖旎的风景，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的存在，看到他们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只是，这种日常生活无关乎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而是与艺术、与审美息息相关。 《南华录》呈现了晚明时期南方士人精神的独特样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政治黑暗、朋党纷争、战乱频仍，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人文鼎盛。复杂的时代造就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的“风”，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儒家寒士风骨大相径庭；他们的“雅”，与寄情自然、纵身大化的道家隐士理想也大异其趣。如果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审美理想追求的是审美主体不断超越自身局限，从而达到自由无限的审美境界，是一种纯精神的高蹈；那么，晚明士人摒弃了这种以内在精神造就的生活艺术，将审美的关注点由纯粹的精神层面回落到世俗生活层面。“物”，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参与了晚明士人的生活和审美实践。洗砚、鼓琴、听戏、评书、品画、饮酒、瀹茗、焚香、弹琴、选石、造园……那些并非生存所必需的“长物”被纳入日常生活，灌注以才智情思，营造一种风雅的生活情境，成为个人生命的寄托。 在审美情趣上，他们欣赏某种世俗的审美情调，也崇尚某种古雅的、超脱的情趣。两个层面看似相互抵牾，但都指向一个“真”字，忠实于真实的感受和需要。然而，建基于物之上的审美化的世俗生活热情能够成为生命真正的支撑吗？《南华录》里的人物活得率真、任性，骨子里却有深深的焦灼和痛苦。为了逃避政治和道德的双重挤压，他们放弃功名也连带着放弃了社会责任，却无法在声色犬马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心安”。无论年轻时怎样荒唐孟浪、极尽声色，暮年大都有悔恨之意。悔什么？年华空度、光阴虚掷？恨什么？家国倾覆、繁华成空？世家子张岱晚年检讨自己的一生，深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50年来总成一梦，一派沉痛的忏悔语气。袁宏道后来也有悔悟，提出解脱仍应求“安心”，依靠理性的力量正本清源，此前的放纵颓废“毕竟徇外之根，盘据已深，故再变而为苦寂”。这些晚明士人，他们以离经叛道的狂狷姿态对抗体制和传统，却无法弥补心灵上撕扯开的巨大裂缝，无法面对“虚无”这个巨大的空洞。在急管繁弦地铺陈繁华后，《南华录》的底色是苍凉和沉痛的。“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化作尘土，一个华丽的时代终究落下了帷幕，时代的断裂处，却还依稀传出红牙碧串、妙舞轻歌，千古伤心莫此为甚！”这种苍凉和沉痛正是《南华录》最诗性之处，也使这部历史叙述作品真正接续了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明清易代后，晚明士人享乐主义的生活观念遭到彻底清算，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放纵、颓废的生活应该为明王朝的覆灭承担罪责。深刻的悔罪心态使清初士人的生活热情极度收敛，他们弃置玩好之物与鲜衣美食，不入城市、不赴夜宴、不赴讲会、不结社，连个人字号、社团名称、斋馆命名都充斥着‘愧’‘惭’‘弃’‘慎’‘止’‘省’之类的消极性字眼，有的甚至抛家弃子，削发为僧，以苦行禁欲忏赎罪愆。”将明亡大部分责任归罪于士人有失公允，它却直接、尖锐地触及晚明乃至更为普遍的人类生活所不应回避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精神与物的关系、世俗生活热情的边界在哪里、日常感性经验与超越性理性价值如何平衡……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更为繁复、价值观和生活观念更为多元的今天，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 晚明士人的享乐和奢靡之风，我们需要批判审视，其风雅所赖以生成的人和物的关系，也需要认真考量。在《南华录》中，这种关系并非简单攫取、占有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物是有灵性、有情义、有境界的。他们追求物、拥有物，不仅是为了满足占有和消费的欲望，更希望借“物”来构筑养护生命、颐养性情的生活空间。这种万物有灵、有情的观点与古人的生命观、自然观是相契的。反观我们的时代，人对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攫取、占有、消费，这其实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扭曲，是海德格尔人之诗意栖居世界的坍塌。晚明士人耽于物、溺于物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可学，但是，我们能否从他们对待物的态度中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借以重建我们时代的风雅？ 这也许是《南华录》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