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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翰笙是早期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是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和电影艺术家。作为早期革命文艺的开拓者之一，阳翰笙与其他进步作家一起积极进行了革命文艺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成为同时期革命作家的重要代表。当然，早期革命作家创作中的历史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这种历史局限不会遮蔽这些作家的艺术努力和艺术贡献，他们在创作活动中所形成和积淀的艺术经验也理应成为宝贵的历史财富，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讨论与研究。对于阳翰笙的研究，许多学者从文艺运动组织、小说创作、电影和话剧剧本创作及其艺术理论探索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详细的、富有成果的探讨。重读阳翰笙早期的作品，仍然感到其创作立场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它对于当下艺术创作仍然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同时，对该问题的探讨，也是对早期革命作家创作立场的整体观照和重新反思。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创作立场界定得宽泛一些，以便能从更多的角度概括分析这些革命作家的艺术经验。创作立场是指作家在艺术活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姿态、观念和追求，贯穿于创作的全部环节，是作家对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功能、接受对象、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认知的总体精神指向，它能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综合辨析一个作家或流派的艺术认同和创作貌相。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从精神信仰、艺术大众化和创新诉求三个路径走近阳翰笙的创作世界，反思早期革命作家的创作立场。 同早期的革命艺术家们一样，精神信仰是阳翰笙重要的创作渊源。阳翰笙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精神信仰不仅带给他创作动机，而且影响其全部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过程，并成为其创作立场的重要表现。从创作观念上很容易理解，阳翰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涉及到对“真实”的理解问题。简单地说，这种“真实”更多地指涉作家发自内心的艺术表达，以及在历史语境中对某种社会生活的客观摄取和反映。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近具体的创作场域，正如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十七年”文学中柳青、周立波等作家书写的“真实”一样；同时，也更能客观地认知革命作家的精神信仰之于创作的意义及其生成的思想经验。我们知道，阳翰笙的作品是典型的革命文艺，承载着启蒙救亡的主题以及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诉求，这当然与其精神信仰构成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在精神信仰导引下所形成的创作立场并不等同于政治立场或阶级立场，就艺术创作而言，它更是体现在艺术活动中的一种态度和姿态。正是这种相对独立的态度和姿态，拓展了我们在艺术创作的视阈中对阳翰笙这些革命作家的阐释空间。 就文学创作而言，阳翰笙的作品主要书写历史变革时期的革命运动，写革命运动中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写大众的苦难与反抗，其创作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说，这种立场不仅来源于一个革命者的精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源自一个革命作家的审美取向。1927年底阳翰笙参加创造社，同时以华汉为笔名开始了文学创作。从1928年发表短篇小说《马林英》起，阳翰笙陆续创作了《女囚》《趸船上的一夜》《血战》《十姑的悲愁》《奴隶》《枯叶》《归来》等多篇小说，与蒋光慈、洪灵菲一起，成为早期普罗文学的开拓者。阳翰笙的创作题材多选择自己的生活见闻，来源于关于革命运动的社会信息，展示革命运动的现实情景。《马林英》是阳翰笙最早的小说，塑造了革命运动中一位女英雄的形象。女革命者马林英在N城发动武装斗争，失败后被敌人杀害，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小说重点刻画了马林英的性格特征，人物男性化的举止、顽强奋战的斗志和临危不惧的勇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现出这一时期的作家对革命英雄的最初想象。同时，小说也较成功地叙写了初期革命斗争的特征，以及那段历史的血雨腥风。考查阳翰笙的经历不难知道，《马林英》等小说的创作与作家之前在广东等地的军中生活密切相关。1930年阳翰笙参与成立左联，之后又创作了许多小说如《马桶间》《兵变》《死亡线上》《两个女性》《义勇军》等，三部中篇小说《深入》《转换》和《复兴》组成长篇小说《地泉》，史称“华汉三部曲”，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地泉》以宏阔的场面描绘了当时农村革命和工人运动，叙写了革命运动中新的人物形象，丰富展现了初期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正如钱杏邨为《地泉》作序时指出：“《地泉》三部曲书写了当时的农村革命、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成长以及工人运动的壮大，呈现了当时革命运动的现实状况。”在阳翰笙等革命作家看来，革命运动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潮流，作为作家理应正视现实、反映革命，深刻地揭示社会革命的必然，客观真实地书写这种客观存在，自觉承担这一时代使命。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左”思潮，但阳翰笙等革命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立场是值得肯定与思考的，它诠释了这一代艺术家在处理“作家”与“世界”关系时的积极态度以及值得尊敬的创作努力，而不是凌空虚蹈、无病呻吟或沽名钓誉。而这一切，显然与他们的精神信仰密不可分。 坚持艺术的大众化是阳翰笙创作立场的一个重要维度。自上世纪初到当代新时期阶段，艺术大众化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从抗战文学到延安文学大众化运动，从“十七年”文学到1990年代的文学市场化，艺术的“大众化”话题不断有新的因素渗入，其讨论的范围也因此被不断拓展。在当下文化消费和网络传媒时代，进一步关注“大众化”问题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我们对阳翰笙等早期革命艺术家“大众化”立场的重新关注，也是在当下艺术生产的场域中对“大众化”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思，探寻历史中革命文学思潮之于这种反思的新价值。阳翰笙曾写过《文艺思潮的社会背景》《唯物史论研究》《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等重要文章，分析文艺思潮产生的背景，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倡导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文学。他在《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一文中强调，作家不能站在大众之外，也不能站在大众之上，必须生活在大众之中，应该与大众一起生活，不能成为大众之外清高的旁观者。从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看，这些创作观念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它从一个角度深刻地论述了作家与世界的某种关系。左联期间，阳翰笙与瞿秋白、郭沫若、冯雪峰、茅盾、钱杏邨、冯乃超、夏衍、周扬、胡风等一起，对革命文艺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系统性。阳翰笙创作中的“大众化”立场不仅体现在艺术观念方面，更多地体现在电影艺术等领域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