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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出版的《阳翰笙剧作集》自序中，作者阳翰笙形容自己的戏剧创作为“长自石缝”的作品。除新中国成立后的《三人行》外，剧作集收录的6部作品，都创作于解放前国统区的环境里，严格的审查环境，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紧张的创作时间自然为剧本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从阳翰笙第一部戏剧作品——创作于1936年的《前夜》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人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与转折，多重矛盾激烈交织，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时代土壤。在鲜活的创作素材和紧张的政治诉求面前，如何叙述革命，如何传递政治寓言，如何启迪民众召唤共识共信，成为阳翰笙剧作探索的方向。 在他的多部作品中，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民众基础，社会政治的思考孕育在传统的伦理叙事中，“家庭”以及由其延伸的“社会组织”成为外部宏大叙事的重要载体。其中，“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冲突、碰撞、融合，赋予了戏剧故事以巨大张力和丰富内涵，成为了隐含在作品中的重要思想脉络。对作者这一创作特点的窥探，也将为我们理解文学大众化提供一个切口。 家国一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融 在阳翰笙戏剧作品的代表作之一《草莽英雄》的创作过程中，阳翰笙曾对剧中人物陈三妹手刃杀兄仇人后的情状一度做了改动。开始时，三妹杀了仇人李成华后是狂笑着出场的，而经过修改后，她的态度“沉缓”，声音也变得“低沉”，“断断续续地自语着”。阳翰笙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意思是要描绘她在深仇已报、经过一度痛快的狂喜之后 , 心里却又慢慢地悲苦起来了 ”。这份改动不仅凝结着作者对人性深处的挖掘和体悟，更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草莽英雄》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夜，四川保路同志会反对满清政府的斗争。陈三妹的“家仇”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她的哥哥是同盟会成员，在川南革命活动中被杀害，逮捕他的人就是时任当地团防总局长的地主李成华。陈三妹的家庭悲剧的制造者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还有背后的腐败黑暗的政府、贪婪狠毒的地主阶级。杀掉一个人并不能化解三妹心中的苦楚，也不能拯救更多像三妹一样的苦命人，在三妹悲苦的回味中将孕育出一种新的力量，带领她走出家庭与个人的哀乐，成长为剧作中像“唐彬贤”一样的革命者，为民族与更多人的幸福做出抗争。“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中的重要特点之一，《草莽英雄》从这一民间自发的保路运动中，寻找到了“国仇”“家恨”的重要关联，从而引发民众更深层的认同。 相较以革命的旨归为其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的目的和行为为“善”的“革命伦理”，“家族伦理”往往容易出现妥协和犹疑，只有在以“报恩复仇”的道德要求、“尽忠尽孝”的伦理精神为支撑时，二者才能在目标、信念、价值取向上取得完全一致，传统伦理资源赋予革命以合法性的群众基础，有效地聚拢民心民意。 这一点在描写朝鲜“三一”独立运动的作品《槿花之歌》中有充分的体现。朝鲜人崔老太太一家的四个儿子，三个都以不同的方式为国捐躯，最后一个也仍不得归家，在白山黑水中经历恶劣环境、残酷战争的考验，随时准备为复国运动贡献自己。这一剧作根据作者的朝鲜族朋友李君的真实故事改编，在《槿花之歌》题记中作者写道，经历了“三一”运动的金奎光先生在听过剧本内容时，有这样一番感叹，这不是朝鲜一家一姓的故事，简直可以说是朝鲜十分之七八的“革命之家”的普遍故事。这个故事对于中国的读者和观众来说也并不陌生。“忠烈满门”的杨家将式的故事一直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将这一新时代的“革命伦理”的故事装载于“民族主义原型”的传统叙事中，更易获得民众的精神共鸣。 在前线或在后方战争中牺牲的孩子、生离死别中悲痛的母亲与妻儿、压抑的政治环境与艰苦的生存境况、一次次被镇压又觉醒的民族解放抗争，这个朝鲜崔氏家族的故事所具有的共享性符号背负着被压迫民族的集体经验与历史记忆，因而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个人往事成为了民族的过往，家族故事也成为了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故事”。背负着民族苦难、家庭仇恨走向战场的主人公，唤醒了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必将获得民众的全身心的支持与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