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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莫言业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是“世界”的构建者和推动者时，中国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开始转向讲述中国故事，显示出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 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世界”和“中国”这样的话语系统下讨论文学问题，作为经济体量排名第二的世界大国，我们很自然地觉得我们有理由承担更大的责任、具有更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我们的文学也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至少我们就在“世界”之中并与“世界”同步。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就会很容易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 有学者主张，可以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回溯到1890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陈季同是一位在欧洲生活了十余年的外交官，他的《黄衫客传奇》所表达的也是晚清时期社会上层的所思所想。不能否认，在晚清时期某些新文学的因素便已萌生，而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既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也可以从底层民众的角度来加以考虑。1900年前后，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义和团运动，这一事件曾经被梁启超在其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描述为“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他把义和团出现归因于这种通俗小说的盛行。后来，另一个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当时直隶怀来县的知县吴永写了一本《庚子西狩丛谈》，在书中也把义和团的兴起归纳到中国传统小说身上，并且非常具体，说中国小说有两大势力，一个是《封神演义》、一个是《西游记》，神魔侠义这两派思想混合到一起就是义和团的灵魂。 考虑到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底层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不是通过阅读书籍，而是通过观赏戏曲表演，可以说对于当时人口的大多数而言，戏剧才是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当时有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在河北、山东等地区传教多年，1899年他写了《中国乡村生活》一书。在书中就记述了戏剧对北方民众的组织和鼓动作用：一旦某一个村庄要举办戏剧演出，周围整个一片乡土上的村民都会大规模地聚集到一起，这片乡土会为之兴奋得颤抖。“聚众”是当时戏剧的重要功能之一，一旦人由“个体”变成了“群众”，就奠定了政治乃至军事运动的可能。所以当我们考察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戏剧和义和团运动始终存在伴生关系——起事要唱戏、战斗过程中要摹仿戏、打赢了对手就让败者“罚戏”，在这场农民运动之中，戏剧并不仅仅起到观赏娱乐的作用，而是有着巨大强劲的政治功能。同时，戏剧本身也对观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1900年，前文提到的知县吴永被义和团抓了起来，因为吴永奉旨对义和团时剿时抚，态度不一。义和团对其极为不满，审问他说：你为什么对待我们的态度前后反复，一会儿安抚我们，一会儿攻打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吴永的回应特别聪明，他说：皇帝是万民之主，威福本可从心。你看戏文上，古来的忠臣义士，忽而抄家问罪，忽而拜相封侯，前后反复是非常正常的。于是义和团马上就哑口无言，这显示出他们非常认同这种逻辑，也可以看出当时戏剧对普通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有多么大。 另外，20世纪初，戏剧对中国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并不是单向流动的，而是闭合循环的，也就是说“戏剧”和“历史”会循环流动。当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马上就人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戏曲，当时有一个戏叫《柳条记》，还有一个戏叫《鞭花记》，全都是讲义和团首领的，用的也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素材。更有意思的是，过了几十年后，山东大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对当事人的采访，当时还健在的农民在回忆和口述历史的时候，就把这些戏剧里的故事直接当成史料讲述给调查员，“戏剧”和“历史”由此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