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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研究需要开阔的视野与历史纵深感
——《二十世纪汉语词汇研究概览》前言 刊《辞书研究》2005年第1期 苏新春 厦门大学中文系 在汉语词汇研究及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深感以下三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一是扎实的语言学理论修养与良好的语感，二是大批量的语料与处理语料的手段和工具，三是对学科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全面、充分的把握。对这三者我都作过一些尝试，如理论方面，为研究生开设了“汉语词汇学”“词汇理论专题”“中国文化语言学”“辞书学概论”等课程；研究手段方面，开设了“数据库与语料分析”“计量词汇学”；学科史方面，开设了“汉语词汇学史”，本书也是这方面的工作之一。 在对词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中，有两件事无意中打下了我所有“藏品”的基础。80年代中期，我所在单位的资料室异地搬迁，因新校址的库房不够，领导决定把旧书卖掉。在废品收购站的人到来之前，头头突生怜意，答应让教师挑选看上的书。正是那次，我“斩获”不小，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出版的词汇学著作几乎都收集齐全。像孙常叙的《汉语词汇》，书堆里竟有十多本，让人惊喜不已，重取难载，弃之难舍，最后还是拿了五本。四本后来陆续送给了对词汇学感兴趣的学生，现手头只留下一本，弥足珍贵。那些书毁得真可惜，许多现在都是绝版“古书”了。 另一件事就是我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订阅了“人大复印资料”的《语言文字学》。当时它吸引我的除了复印的正文外，更多是因为后面附录的论文索引，在时间上它与《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正好相衔。但日子久了，总觉得分处各册的篇目缺乏整理，混而杂排，不太好用，故喜欢随手把重要论文或读过的篇目随手记下分类保存。后来用上了数据库，又陆续加进了《中国语文》、《辞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刊物的全部论文，并不断从其它渠道补充，竟形成了有2万多条文献的资料库，以词汇、语义、语法、文字、语言与文化为特色。在教学中我常常感受到拥有它的方便，每讲完一个专题后就习惯地从里面选出若干篇目提供给学生。学生觉得在学完理论后，很快就读到最新的研究成果，摸触到词汇学发展的脉搏。正是受此启发，起了编纂这本《概览》的念头，希望能将20世纪的汉语词汇学研究成果作一番梳理，贡献出来，让后来者省却翻检之苦。搞研究，对文献资料的掌握是一个基本功。有了对历史的了解，才能避免重复性研究，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前人劳动。这是从事创新性研究的一个前提条件。 《概览》分著作与论文两部分。对著作主要是反映基本信息与内容概貌，解决“粗识”的问题。虽然这些著作离现在都不算太远，但因各种原因，现在要把这些书都读到已不太容易。叙述时尽量少作评价，当然在取舍、详略、措辞上会体现出笔者的看法。不是不想评价，任何一项创新研究都少不了对已有成果的评价，只是觉这是一本资料性著作，褒贬评骘要特别慎重，所以把著作介绍只是定位在给学习者们提供一个迅速掌握词汇学研究成果的资料汇编上。有的书笔者仍未亲睹，姑先保留一些基本信息，提要则留待下一步再补齐。对论文只提供最基本的出处。如果说对著作还是打算尽量收齐的话，对论文则有较多的选择，所收大都为专论性文章。 反映过去一个世纪汉语词汇学研究成果是《概览》的一个基本任务，其实，在对它的加工整理、分类编排中还反映出了我对汉语词汇研究所抱有的研究观和学科观。编纂一本这样的书，最难的不是将文献资料全部收集在手，也不是对它进行恰当的概括与表述，尽管工作伊始，的确曾这样认为过。随着工作的进展，感到最困难、最棘手的是要把汉语词汇研究定到一个多大的范围？在以词汇本体为中心的同时，对相关学科、相关地带的研究成果应该在哪儿划界？哪些研究与词汇学关系密切，哪些可以舍弃？ 自己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首先是认识到词汇研究不能追求对象的独立与单一。“词汇”本身是语言中的一级单位，是音义结合后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一个综合体。试想在世界语言学科的体系划分中，由“语音”“词汇”“语法”的三分，到“语音”“语义”“语法”的三分，再到“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的四分，其中交叉错叠，欲弃又取的不正是“词汇”吗？语音、语义、语法都代表着语言体系中的一个独立要素，或是形式，或是内容，或是规则，而只有词汇是语言体系中的一级单位，在它身上既有语音形式，又有语义内容，还有语法规则。它是语言三大要素的一个综合体。希冀把“词汇”作为一个纯净的研究对象，要将它与相邻学科、周边地带来个泾渭分明，非彼即此，是不太可能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持有的就是以词汇为中心，兼及语音、语法、文字的大词汇观。我曾在《汉字语言功能论》（1994）一书的后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它以汉语词义与汉字的相互关系为着笔对象，只是为了适合这套丛书的特点，它将汉字放在显要的前台。可人们仍可以时时感到，本书所谈的任何文字问题，如果脱离了汉语，脱离了汉语词义，都将落空。这也是我对汉字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研究汉字系统不应当只谈它的笔画、结构，那样做只是汉字字形学、汉字字体学。像研究语言符号系统，不能脱离语义，只谈它的形式特征一样，研究汉字这个符号系统，也必须联系字义，才能真正对汉字的本质有所了解。”这里谈的是研究汉字不能脱离词汇，研究词汇不能脱离汉字，其实于语言的其他要素，词汇与它们之间也有着如此的交叉互渗关系。这种认识我称之为大词汇学科观。 其次，词汇研究的角度与风格不能追求过分的纯正，只局限于所谓“词汇结构的本体”。20世纪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大一统的时代，可整个世纪的语言学发展趋势却证明语言研究必须走“多元化”的道路。符号的、人文的、认知的、逻辑的、形式的、生物的、心理的、数理的，都在语言和语言学这个大千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结构主义语言学只是诸元中的一元，专注于词汇本体研究的结构派只是词汇学研究中的一种类型而已。作为研究者个人来说，不可能穷尽于语言研究的所有，只能汲一杯于长河，只能行一条路，观一片景，探一道险，但作为一个有眼界的研究者他必须同时明白“多元化”存在的必要性，在从事自己研究的同时经常关注着其他各种类型的研究，才能不狭己眼域，窄己胸怀。如此驰观于学科历史，才发现20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原来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我曾用“社会功能派”“结构形式派”“人文派”来概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当代中国词汇学》1995）。里面说到，社会功能派“兴起于50年代中，以现代汉语的词汇为研究对象，以词汇的社会功能为主要着眼点”，“它们关于词的基本看法是来自于对词汇交际功能的认识；对词汇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规范词语、提高社会的语言使用能力；对词汇本体的认识和划分是围绕它的表达功能而展开”；结构形式派“表现出研究对象的‘内向’化、研究方法的精致化等发展趋势。‘内向化’具体就表现在它所关心的主要就是‘词语的形式标志’和‘词的内部结构’两个问题”；人文派主张从语言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来研究词汇，它作为一种研究独立体出现在50年代的初期，但后来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80年代中期才跃然于中国语言学的大舞台。这里三种风格的概括比起只看到“语言内部”的纯结构的研究固然要宽广许多，但实际上的词汇研究要比这丰富得多。像词汇的认知研究、心智与接受研究、机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词汇研究，也都应该在词汇学中找到它的位置。“概览”对这些方面的成果有所反映，尽管还不充分，但架构的建立将展示汉语词汇研究应有与已有的大势，而这正是本书的编纂目的之一。 再就是要确立历时的词汇研究观。共时观与语言研究的结构化、形式化、内部化是共生的。实践证明，语言研究中过分强调共时与断代，会大大限制人们对语言的认知与阐释。语言的特点与规律总是在历史的纵向考察中才会更清楚地凸现出来。汉语在这一点上有着特别的优势。它的历史从未中断，保留着极其丰富的古代语言资料，这些都对古今贯通地审视汉语的发展与现状，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对没有足够文献来反映其历史的语言，运用断代的、客观的、纯形式的描写是合适的，而对汉语研究来说，停滞于此实在是自我桎梏。对此前人早有清楚的认识。姑不论“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1]的古人历史发展观，就是在描写主义的断代研究一统其势的现代，一些有眼力的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者也对古今贯通研究发出过持续的呼吁： “现代汉语词汇是在汉语的复杂而悠久的历史途程中，随着新旧质要素的逐渐变化积累而成的。它绝不是在某一时代，由于某种原因，忽然地一齐出现的。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确实有很大的分别，可是我们不能从形式上把它从整个汉语史上割裂下来。”[2] “讲汉语词义，必须和古词汇联系起来作比较的研究，否则，就不能讲清楚它的特点和规律性。”“研究词义不提古代汉语，等于割断了历史。”[3] 这种观念在今天终于为人们普遍接受。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全国词汇训诂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就昭示着过去成两大疆域的古今汉语词汇研究终于走到了一起，这在前几十年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词汇史、词汇学史中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本书对此立了专类来加以反映。 词汇现象的变异与演化，不仅会在时间上表现出来，还会在语言与语言、共同语与方言，及不同的应用环境与研究领域中体现出来。因此，对汉外之间、普方之间的比较性研究，对信息处理用的词汇研究，对词汇的变异与规范研究，对词汇的教学研究，本书都给予了关注，纳入词汇学研究体系的框架。当然，其意图是做得更好，实际上却力有所不及，难尽其数，则是肯定的。 正因为词汇研究需要一个宽广的视野，因此，“概览”所反映的汉语词汇研究是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为主，兼及词汇发展史与学科史；以词汇本体为主，兼及词汇的应用与规范；以词汇结构为主，兼及社会与文化；以词汇为主，兼及语音、语法、文字、词典、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汇问题；以普通话词汇为主，兼及与方言词汇和其他语言词汇的对比。“著作”部分共分出六大类十一小类，“论文”部分共分出八大类七十一小类。 正因为词汇是语言的一个实体，在它身上融合了多种语言要素，其丰富的内涵又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因此在分类中出现交叉也就在所难免。读者在使用前最好能先对整个分类有所了解，特别是对相邻相关或容易交叉的类别。如“词汇变化”与“新词”，前者重在历时，后者指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词汇变化；“释义方法”与“词汇学史”，凡是对古代释义方法的总结与挖掘归于后者。同一大类下的小类，它们之间并不都是逻辑上的并列关系，许多只是同一主题的聚集。如“构词法”与“缩略词”“重叠法”，“新词语”与“外来词”，“复音词”与“偏义复合词”“离合词”“联绵词”，“词汇演变”与“双音词化”，前后之间本来是上下类的涵盖关系，只因后者成为研究焦点，成果集中而单独分立出来。 以义类为纲目，其优也显，弊也显。本书之后编有论著作者的人名索引，其目的就是为了补其不足。然以个人之力以括世纪之学，能力之限是肯定的。不足之处容后正之。 2004年元旦 于厦门大学白城 --------------------------------------------------------------------------------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谊”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94页。 [2] 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75页。 [3] 朱星《汉语词义简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