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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出版：作家与出版社相互扶持 记 者：您是怎样走上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呢？ 刘海栖：我其实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出版人，准确地说，是一个童书出版人。 我是1976年到出版社工作的，直到2009年奉调去山东省作协，在出版社工作了33年。我进出版社时，就开始做童书，那时叫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少儿组，我就在那里编少儿刊物。从此就没有离开过童书出版的岗位。1984年，明天出版社成立，我在这一年担任了总编辑，1998年又担任社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家少儿社相继成立。少儿社基本都是脱胎于各少儿编辑室，而少儿编辑室大都是出版儿童文学图书，早期少儿社的编辑多是做儿童文学的编辑，甚至很多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是在少儿社工作，各社也多从做儿童文学图书起步，最早的那批少儿社的领导同志，大都有儿童文学的情结，我也不例外。 在明天社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出版领域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没有被完全推向市场，我的压力不大，就开始试着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那时我写了几部长篇，虽然这些作品在现在看起来并不成熟，但敝帚自珍，它们奠定了我后来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社的竞争开始激烈，工作压力增大，我就把创作放下了。不过，我始终倾心于儿童文学，也把抓好儿童文学读物作为明天出版社努力的方向。后来一段时间里，明天社确实成为国内儿童文学出版的重镇，出版了大量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有的作品几乎获得了国内所有的重要奖项，有的作品至今依然是市场上的畅销书。 除了原创儿童文学之外，我还注意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的引进。在社里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引进了大量世界级的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比如罗尔德·达尔、凯斯特纳、特拉弗斯、扬松、克吕斯等，这些作家所有重要作品至今仍是明天社这艘大船压舱的宝贝，为国内读者所瞩目。与儿童文学关联紧密的图画书也很早就进入了我的视野，在图画书还没被国内大多数读者接受的情况下，我就将其作为重点项目来抓，聚集了大量最优秀的国外图画书资源，并且很早就由引进走向出版原创图画书，带动了国内重要作家进入儿童图画书的创作领域，明天社也由此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出版图画书的出版社。通过一系列努力，明天社由建社初期以10万块钱起家的小社弱社，发展成为净资产超过一个亿的大社强社。 就在明天社的事业蓬勃发展向新的目标迈进的时候，我奉调去了省作家协会工作。当时是有点失落的，毕竟除去在部队当兵的几年外，我一直没有离开童书出版，没有离开童书，我的事业在这里，我的朋友们也都在这里，我甚至大病一场。我当然不甘心，经过思索和寻找，不久我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了。我找来很多书大量阅读，做必要的准备，病好之后的一天，我写下了第一个字。我对朋友们说，我又回来啦！ 记 者：您做了30多年的童书编辑和出版，在您看来，新世纪近20年以来，儿童文学出版较之以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刘海栖：我从事童书出版30多年，见证了儿童文学发展各个时期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可说是儿童文学值得书写的一个时期，它为今天的儿童文学的繁盛奠定了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之后儿童文学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不但涌现了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理论，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形成了一支创作活跃、风格多样的儿童文学队伍。1986年，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在烟台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有200人参加，全国有影响的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都参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有许多至今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有很多人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标志性人物。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会议上那些令人钦佩的身影和声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出现了低潮，这与市场的发展有关。当时各个出版社都开始注重市场效益，而儿童文学读物并不是容易带来效益的出版品种，很多时候不如低年龄段的儿童读物畅销。大多数少儿出版社甚至取消了儿童文学编辑室，只有个别社还保留着。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也不多，且作品集中在个别出版社；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的市场地位也比较成问题，有些现在很重要的作家，在当时被某些出版社用很少的钱买断了所有作品。当然，那时也有很有眼光的出版社和童书出版人，他们一直在坚持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像《草房子》和《第三军团》以及一批至今依然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我始终对这些甘于寂寞、卓有眼光的坚守者满怀敬意，也从他们的执著中获得前行的勇气。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几年，儿童文学又有了大的发展，有业内人士把这称作儿童文学的“黄金十年”，从规模和影响力上来看，这种说法大体准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