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卫·休谟传》 （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 浙江大学出版社 迄今为止，大卫·休谟、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著作，仍然是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必读书。大卫·休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他的著作包括《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英国史》等，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包括《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等，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包括《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在我看来，要准确理解这些著作，还必须理解作者的生平，并将这些著作放到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同时了解作者的关切所在。因此，阅读他们的传记，无疑有助于对其作品的把握。 以《大卫·休谟传》为例，本书作者、得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欧内斯特·C.莫斯纳对其定位很明确：“大卫·休谟的一生是文人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是为人性尊严这一永恒的主题提供精当注解的一生。” 书中提到，时至今日，休谟普遍被认为是启蒙时代最真实的声音，但启蒙时代本身却很难认同这一点。在启蒙时代，尽管他的《英国史》和《随笔集》读者甚众，并确保了其文人生涯的外在成功，但他的哲学却应者寥寥。但哲学——包括“宗教，它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却一直是休谟主要兴趣之所在。在英格兰，休谟遭受过挫败和羞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一位苏格兰人，且置身于一个反苏格兰情绪高涨的时代，一方面是因为他所提出的不同于流俗的观点。而在他的祖国苏格兰，休谟在社会上经常遭到讪笑，并总是受到极端正统派的攻击。只有在爱丁堡狭小的文人圈中，他的才华才得到充分的赏识，尽管还不是全面的肯定。而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中，唯有其挚友亚当·斯密对休谟给出了毫无保留的称许。休谟最终在法国被颂扬为不列颠的头号文人，但即便是在那里，他的哲学也未被完全理解。社会绝不会善待它所不能完全理解之人。休谟的一生就是不断地与各种困难做斗争的一生：不仅要与经济上的拮据、糟糕的健康状况和家族的雄心做斗争，而且还要与名声的力量、观念的惰性、迷信以及不宽容做斗争。 而休谟倾其一生所阐明的“人性科学”，要么被其同时代人所忽视，要么被误解。当康德对其做出更为积极而正面的回应时，他早已辞别人世。在19世纪，休谟的哲学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但主要是为了对其进行批驳。只有在20世纪，休谟才始获知音，并得到了同情和理解。今天，他的观点常常被讨论，无论是褒是贬，但总能获得应有的礼遇。比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承认：正是在阅读休谟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他发明了狭义相对论所需要的那种批判思维（它拒绝了时间的绝对性），才得到了决定性的砥砺和提升。仅就哲学而言，休谟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虽死犹生。 一般而言，传记作者由于长期研究传主，容易对其产生敬慕之情，进而“抬高”传主的地位和成就。欧内斯特大半生研究休谟，他对休谟的评价显然不无敬佩。《亚当·斯密传》（伊安·罗斯著，浙江大学出版社）似乎也有这一倾向，作者尤其挖掘了斯密思想与当代的联系，为斯密思想在当代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而《托克维尔传》（休·布罗根著，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作者，更是称传主为“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 孟德斯鸠是西方现代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法治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君主立宪思想等对后来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人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哲人。戴格拉夫是研究孟德斯鸠的专家，《孟德斯鸠传》（浙江大学出版社）是他研究孟德斯鸠生平和思想的力作，书中提到，1721年孟德斯鸠化名“波尔·马多”发表了《波斯人信札》。这部书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之笔，勾画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1726年，孟德斯鸠辞去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庭长职务，迁居巴黎，开始专心于写作和研究。其后，他开了四年的游历，到奥、匈、意、德、荷、英等国旅行。为了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他在英国待了两年多，认真学习早期启蒙思想家著作，曾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31年回国后，孟德斯鸠专门从事著述，1734年发表《罗马盛衰原因论》，利用古罗马史料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1748年，孟德斯鸠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诞生。作为一名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他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三权分立”，尤其强调法的功能。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鸠提倡自由和平等，但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制约，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孟德斯鸠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而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国家疆域的大小同国家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联系。 不过在我看来，“地理环境决定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说均难以成立。关于这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也有所批驳，更强调包容性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