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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决策需要有规范分析的支撑 提出真问题不难，难的是用政策决策者能看懂的语言把问题分析、问题建议清晰地表述出来。对于这本书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笔者在此不做详细的剖析，因为这不仅涉及对斯蒂格利茨分析假设的认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假设），而且涉及如何用自己的经历来裁量分析结论。笔者认为，这本书最大特点在于，力图融合规范研究与政策研究，并且形成了一本具有一定艺术美感的著作。 这本书潜在的雄心之一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具体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份内心以服务政策研究为导向的研究。然而，难得可贵的是，这份政策导向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规范分析基础上的。 不少人对政策研究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心目中，政策研究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研究，委实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如果他们看了这本书，我相信会有很大概率转变这种想法。 斯蒂格利茨在方法论部分，用了大篇幅来论述政策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他调侃到，政治家与那些处在政策决策地位的官僚们，和经济理论家的关系总是难处：前者往往无视后者的劝告，后者往往指责前者的政策反复多变。斯蒂格利茨认为，两者的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分歧的本质在于，决定政策在以往实践中成功或失败与否的核心因素、特征，当前是否已经发生变化？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者需要考虑的，也是政策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好的理论总是试图清楚地界定符合一定现实特征的基本假设，并从一套表达清晰的分析中得出对政策的相关建议。当然，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用模型来模型经济现实也有代价：理论假设常常代表着一种对现实的高度提炼。这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代价更高，或者更不解渴——他们需要对明天就推出执行的政策做出决策，而不是对抽象的假设做出判断。由于对理论模型中的那些看起来不恰当的假设无法做出判断，政策制定者们往往举棋不定，最终不得不凭借自己关于世界的半吊子“理论”来做出政策判断。 斯蒂格利茨认为，政策建议应当而且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为此做出相应的努力，并对这一努力感到自豪：我们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及基本的定性结论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 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确实值得做政策研究的同志细细品味——倒不是品味如何做模型，而是品味如何在政策研究中更多地注重一些规范研究，对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更多地考虑假设性、敏感性等分析。决策最好要有规范研究的支撑。 规范分析要以理性的谦逊为基础 当然，斯蒂格利茨并非在卖弄他的数学专长。他自己深知从模型到现实有着巨大的鸿沟，模型即使再完善，也需要有理性的谦逊。他在本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政策困境，这是所有参与政策分析和政策对比的经济学家都要面临的困境，即关于政府行为，经济学家们应当做什么样的假设？ 斯蒂格利茨首先提出了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极端的经济学家认为，所有对合意的政策和改革的分析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和企业和个人一样，政府也只是个行动者。经济学家只能描述政府如何行动，试图预言一下政府会做什么。但是，建议或者询问政府应当做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好比外人建议一个消费者把一美元用于消费食品上还是服装上一样。另一种极端经济学家则开出一些政策处方（缺乏规范研究的基础），希望政府按他们的政策建议行事。 对于这两种极端的看法，斯蒂格利茨都不赞同。一方面，他指出，一个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决定因素是当前存在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被用来检验各种政策的后果，以及确定合意政策的性质。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很难保证选择好的政策，但没有这些则很可能选择坏的政策。另一方面，他认为，对模型在政策研究中的作用要有足够的谦逊。也就是说，好的经济理论应用到实践时，要格外小心。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既要提出真问题做规范化的深入研究，也要针对决策者的需要做有效的政策研究。从斯蒂格利茨这本著作看，规范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差距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两者之间是可以通过融炼达到一体的。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受众可能需要不同的配方。 当前我国广大智库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我国各类智库，大都以服务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为基本导向，在研究的过程中，势必面临规范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融合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除了对发展成本城乡分担问题有重要启示外，对于智库研究方法也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智库研究人员精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