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美]拉贾·K.萨、[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黄少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68.00元 斯蒂格利茨不仅是一个知名的理论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也是一名重要的政策制定参与者——1993年至1997年，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个经历使他同时具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及制定的经验。学术研究的范式和政策制定的范式，在斯蒂格利茨身上得到了有机的交融——政策需求对规范研究提出了现实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规范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 摆在读者面前的，由斯蒂格利茨与拉吉·K.萨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一书，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具有浓厚规范研究色彩的一本著作。该书早在1992年就出版了，最近由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组织团队翻译。 不同的发展，共同的难题 《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要回答的问题很现实，问题边界的界定也很清晰，即：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展的成本如何在城乡居民间分摊。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有其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每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谁来为发展付费，尤其是为经济起飞付费？ 发展是好事，人们都希望分享到发展的红利。然而，发展不是无成本的，至少在一定的期限内只能由一代人来承担。回顾经济发展史，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和乡村之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英国的《谷物法》大争论、美国内战前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冲突、苏联的工业化讨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三农问题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点。即便在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城乡关系的紧张，突出反映在谁应该缴纳多少税，谁应该得到多少补贴，以及税和补贴应采取什么形式等方面。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发展，一个异常宝贵的经验就是解决好了发展的成本预支问题。通过改变计划经济下不合理的“剪刀差”这种主要由农村承担发展成本的方式，激发了农村市场的潜力和发展活力，由此释放出来的发展红利又成为支付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成本的来源。 斯蒂格利茨在二十余年前就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就相关思考形成了该书，确实表明他关注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时隔二十余年再看此书的问题及分析，完全没有时空的隔阂感，因为这个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由是观之，似乎可以提出一个经济学的“斯蒂格利茨之问”。从这个角度出发，研读该书，追溯“斯蒂格利茨之问”的本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手起刀落的框架 为了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在该书排章布局时，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全书结构清晰明了。 第一篇主要介绍了政策分析的方法论，阐述了斯蒂格利茨本人对政策研究的基本立场。他倾向于采取一般均衡经济模型，但强调特定政策的合意性依赖于所处的经济结构和政府能够采用的政策工具箱。从行文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力图把规范研究与政策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篇提供了城乡发展成本分担的一个基本模型。斯蒂格利茨假设，政府可以对在城市销售的商品征收不同于农村的税率，即政府可以在两个部门间引入一条税负边界，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开放和封闭不同条件下的定价和税收政策，为分析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Benchmark。这一篇是全书研究的核心。 第三篇分析了农村部门内不同福利政策的分配效应。除了考虑农村部门内部个体性存在差异的情形外，斯蒂格利茨还讨论了农村组织不同形式以及农村失业等不同的情形。 第四篇重点分析城市部门的税负政策变化对城市工资和就业引资效应的影响。由于城市的变动因素更多，包括农村人口迁移、城市工资、失业等，这篇讨论的模型更多，也更复杂。但斯蒂格利茨还是把所有的分析成功地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所有现存关于劳动力社会成本的结论都是这个分析框架的特例。 因此，从框架布局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强调经济发展本身的特征，也强调了在政策决策时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判断。斯蒂格利茨引以为豪的是，他所提供的这个一般性分析工具，包容了很多差别，对不同情景只要做些细微调整就可以用来分析。比如在农村部门中可以分析不同的家庭组织方式和收入分成方式下的税负政策。基于基准模型分析的一致性，斯蒂格利茨认为，虽然许多政策建议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也存在重要的共同成分。而这些共同成分，构成了政策建议的一个有效参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