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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接触中国瓷器方面，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不能不提。 首当其冲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8年后，马氏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了在福建的制瓷见闻，“刺桐城（泉州）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可以说，马可·波罗掀起欧洲人对瓷器的狂热，也揭开了欧洲人四百年摸索瓷器制作工艺的漫长历史。 另一起当然要数“克拉克瓷”。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中国青花瓷，因不知产地，被命名为“克拉克瓷”。这些瓷器在欧洲拍卖引起轰动。 通过陆路抵达元朝的马可·波罗，穿行的正是后人所称的丝绸之路。而装载大量瓷器的克拉克号更可能走的是海路。某种意义上，中国瓷传入欧洲路线与今天的“一带一路”走向不谋而合。 作为白瓷的忠实拥趸，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历时18个月，走访了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三大世界著名瓷都，在《白瓷之路： 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贯穿中西视角，结合旅游札记、回忆录与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 瓷器在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便已出现。及至汉唐，工艺已相当成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一诗中曾吟道：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马可·波罗将瓷器带至欧洲后，中国瓷器迅速风靡欧洲大陆。如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1607年，法国皇太子用中国的瓷碗喝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法王路易十四为了讨好他的宠姬旁帕多夫人，专门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托里阿诺瓷器宫，用来陈列中国青花瓷；德国奥古斯都大帝成立科学院，图谋制瓷之道。最疯狂的要数萨克森王国的国王，居然不惜用四个配备精良的皇家卫队到普鲁士王国换取12个中国青花瓷瓶；17世纪贵格教徒被反复告知，尽量不要在桌上摆放精瓷茶具，因为它们更多是为了好看，而不是实际使用。在“克拉克瓷”发现后的百年间，至少有6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往欧洲。 中国瓷在欧洲被曾称为“白金”。虽然欧洲人梦想像中国人那样制瓷，但直到1708年1月15日，长期被奥古斯都关在城堡地下室里的德国炼金师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才研制出欧洲史上第一个白色硬质瓷。 另一位为欧洲制瓷作出“卓越贡献”的当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1712年，在景德镇“潜伏”7年之久的殷弘绪向欧洲耶稣会奥日神父寄了一封万言书，不是汇报“本职”工作，而是详细披露了制瓷工艺。1716年，发表在《科学》杂志。发现对欧洲制瓷没有太大帮助，殷弘绪10年后再接再厉又发回一封万言信，这次谈得更细更深更全，简直就是一本制瓷百科全书。 在超级间谍殷弘绪矢志不渝的努力下，中国瓷在欧洲终于生出了孪生兄弟。1793年，当英国大臣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来华时，居然把韦奇伍德瓷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坐井观天的乾隆对此自然不屑一顾，被其一同锁入库房的还有上千件打着工业革命烙印的最新成果。 不无讽刺的是，殷弘绪偷走了中国制瓷工艺，德瓦尔却以“这位勤学好问的神父”称赞，并狡辩“他写信描述瓷器的制作过程，但真正的主题是同情”。在殷弘绪一再向欧洲披露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内幕时，欧洲知识产权保护已渐成气候：英国在1623年颁布了《垄断权条例》、1709年制定了《安娜女王法令》，法国也于1857年颁布实施了《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波特格尔瓷诞生后，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知识产权保护。 无独有偶，曾令西方人倾倒的中国茶叶，也因一个叫罗伯特·福钧的英国人盗走了树种和制作工艺而一落千丈。在极度看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每每提及盗取中国瓷和制茶等技术时，流露的居然是一种恩赐之情，而非对历史的愧疚。 受制于交通阻隔，当年中欧间不可能真正做到时通有无，夸大想象并不奇怪。极为郁闷的当是，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竟反倒成为西方列强后来侵略中国的重要通道。古今对照不难发现，今天的“一带一路”之所以一经推出便拥者云集，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四个字：“互利共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