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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甘孜过去，就是德格了，但是，从甘孜通往德格的道路并不平坦。它从峡谷中穿越，像江河一样剧烈地颠簸，要翻越几座雪山。我们坐在车上，经历了由天国到人间的几道轮回。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6000米的高度，对生命的存在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仿佛对进入圣地的一次资格考试，只有内心坚定的人，才能获得通行证。我的高山反应不像其他人那样强烈，只有寂寞最为难耐。除了皑皑白雪，我什么也看不见。它几乎使我确信，天国是如此寂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繁花似锦、富丽妖娆，神灵的业余生活，也一定单调乏味。一万年以前下过的雪，还停留在原处，没有人动过。在起伏连绵的雪山之巅，一切都是静止的，包括时间。气喘吁吁的汽车在冰滑的路面上挣扎顽抗，但它的努力成效有限，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仍然在雪山上盘桓。此时的运动，约等于静止。 在摇晃的车上，我只想一件事——从前的喇嘛，是如何跨越雪山，前往他们心中的圣地？那时还没有三一七国道，但那条通往德格的路肯定是存在的。那条道路上危机四伏，而德格，看上去更像一种永不存在的虚假诱惑。在德格到来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它的存在。那辉煌的印经院，与冰冷似铁的岩石格格不入。它藏在风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宣布它的存在。 整个康巴地区，如同善于思考的大脑，遍布着沟回和隆起，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落差巨大的山脉，把藏民们各自分割在狭窄的区域内，难以探听彼此的消息。山武断地隔断了人们的交往，在山面前，人是那么无助：藏民们如何能够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时，宗教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它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个体联系起来，在无数个零星的群落之间建立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人会在不同的地方念着相同的经文，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和声，只有最高的神才能听见。人不再是孤岛，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别人的信息。精神的一致性，改变了他们生存的局面。他们因此而那么容易动情，有了神的存在，山地就不再荒芜。他们在神的启示下开始长途之路，把身体交给冰冷的山路。陌生的人，都是在各自的朝圣路上相遇的。他们在朝圣路上遇到了更多的自己。而德格，正藏在道路的尽头，不动声色地，等待他们到来。 三 尽管德格把自己隐藏在深山的皱褶中，但是，几乎所有的藏人都对德格的存在了如指掌，他们把前往德格朝拜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无论道路如何坎坷，它都出现在每个人生命的必经之路上，成为每个虔诚藏民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无论道路的起点在哪里，它都将成为那些道路必然的终点。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在色曲河谷这样一个狭小地方所诞生的文化形态，会对整个青藏高原的文化形态产生如此巨大乃至举足轻重的影响呢？” 现实的问题需要在历史中得以解答。这是我们今天无法对历史漠然置之的原因之一。所有消失的事物，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令人猝不及防。仔细打量唐朝的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整个藏文化区域，分为上阿里三国、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三大部分，而现在的德格地区，刚好位于下多康六岗中最重要的色莫岗地区，不偏不倚地出现在多康与卫藏相连接的最重要部位上。那份古老地图，仿佛一张具有游戏性质的图纸，而德格，刚好成为图纸上最关键的一颗棋子。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一点，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将对那只妙不可言的手赞叹不已。这看似偶然的选择，包含着藏民族对历史的或是个体命运的必然性认识。通过德格这一跳板，卫藏的政治与宗教文化，与多康地区剽悍英武的族群发生了历史性的联系，几种质地不同的文化被德格这个金巤牢牢地焊接起来。它划开了两种文化，可两片土地却因德格的存在而结合得更加紧密。它们渐渐融化在对方的内部，像两个人，长久地靠近，生命粘连，血液交融，无法拒绝地长在一起，相互成为对方的一部分，蜕变为今天的康巴文化。 德格，藏语意为“善地”，原是一个土司家族的名称。从公元617年到1951年德格县人民政府成立，1334年间，在藏区历史上，占据了最为显赫的地位。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甘孜州，召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八思巴在前往觐见忽必烈的途中，受到德格家族第三十代索郎仁青的朝拜，于是，八思巴将他选任为“膳食堪布”，并赐以“四德十格之大夫”称号。 德格家族的荣耀是大地赋予的。人们甚至以“天德格”“地德格”的称号比喻他们如天地一般无边无际的权势，使藏区其他的土司家族黯淡无光。 家庭势力像一个体格健壮的康巴汉子，日夜不停地在高山峡谷间奔走。我查阅《德格县志》，发现明末清初，是德格家族的权威迅速扩张的时期，家族意义上的德格，也转变为地理意义上的德格，成为一个地名。此时的德格，包括了今天四川甘孜的石渠、德格、白玉，西藏的江达和已撤销的邓柯县五县区域，并逐步渗入今西藏昌都和青海西南地区。清代史籍中记载的“得尔格”“得尔格特”“德格特”等，指的都是德格。 据说德格第十二代土司、六世法王曲杰·登巴泽仁在一个日暮时分走出官寨，就在这里，他听到孩童般诵经声，在风中隐约传来，童稚中带着一种古老的音韵，既急促又缓慢，既灿烂又苍凉。四下里并没有人，但他被那若有若无的诵经声弄得十分痴迷，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的身体里油然而生。 公元1729年(清雍正七年)2月28日。一个建造印经院的庞大计划开始展开。实际上，它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因为它同时肩负了收藏古老经卷并印刷、传播它们的双向使命，但无论怎样，它在日后都将注定成为藏民族精神信仰的制高点。从那一天开始，它就不再是德格登巴泽仁的梦想，而变成一个日益长高的现实。印经院选定在土司官寨西南三十米一个被称作尼干普绒的小山包上，与藏族传统风水文化中典型的“八瑞相”相吻合。一双智慧的眼睛能够看出，它周围的山水格局，自然地排列成了一系列被认为是吉祥宝地的符号：妙莲、吉祥结、宝伞、右旋海螺、金轮、胜利幢、宝瓶、金鱼，而金沙江的两条支流——色曲河与欧曲河，也刚好在这里汇聚。大地如一套精密仪器，如此缜密地吻合。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印经院出现在这里，则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神的意志。人们对神的意志心领神会，并用谦卑的手，对神的意志予以落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