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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重精英思想，也重大众传播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反思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忽视对传统精英思想与经典文本的解读。事实上，这本著作充分注意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社会流行的思潮——“化满汉畛域”“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民族是一个”等进行重点探讨，追寻其中“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同时，作者还纵向梳理了晚清以降梁启超、李大钊、孙中山等思想家的“中华民族”观念，对他们的经典思想文本进行了再解读，提出了不少独特新见解。作者指出，梁启超不仅创造了“大民族”观念，而且可能是最早于1902年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李大钊1917年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揭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主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对于孙中山，作者既指出孙中山民初国族论的矛盾与含混，又论证了孙中山1919年前后中华民族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二者均对日后的国民党内部思想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此外，作者特别发掘了思想史上诸如刘揆一、申悦庐、吴贯一、夏德渥等“失踪者”与“失语者”，专门剖析了谢康、芮逸夫、黄文山、林惠祥、黄奋生、顾颉刚、傅斯年、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的学术立场与思想贡献。 显然，作者既不满足于“中华民族”概念本身意义的解读，亦不满足于传统思想史只重视精英观念及仅对经典文本的考察，作者强调“概念史”实践和观念“社会化”，力图再现“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史、接受史。具体而言，作者用力爬梳出大量史料，包括国旗、国歌、国号、建筑、仪式、谕批、批文、祭文、题字、歌曲、戏剧、广播、书法、广告等等，分析它们对社会大众接受与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的功能与作用。作者慧眼独具，第一次系统研究清季满族留学生乌泽声等人创办《大同报》，发现该报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来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对近代史地教科书给予特别重视，认为这是史学参与“中国”国家再造运动的自觉行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