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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这代人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他们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以泣血之思来诠释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不灭的理想之光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种历史的备忘，恰如父辈的旗帜一般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我要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这是陆天明在《幸存者》的扉页上写下的句子。在众多将写作与生命轻易勾连的说辞中，这算不上有多么精彩，但对于74岁的作者来说却非同寻常。这位虔诚的写作者无疑有备而来，而为数不多的将个人经历融入其间的《幸存者》也显然被寄予厚望。作为他“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被郑重地铭刻在此，他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群如玄奘般“以命来博取真经，并坚守初衷的义士高人”。如其所言的，这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从他们的青春和热忱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作者的自我激励，“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革命年代，或遥远的知青岁月 《幸存者》开头便设置悬疑，渲染广袤的卡拉库里荒漠里特殊年代的紧张气氛。在此，扣人心弦的“武斗”故事和迷雾重重的腐败真相为小说情节埋下伏笔。陆天明正是通过这种引人入胜的悬疑方式将小说引向遥远的知青岁月。在那里，满腔热忱的上海青年投身时代大潮，来到荒凉的大西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是那个年代的共同理想。垦区的艰险并没有磨灭他们的意志，尽管等待他们的是阴谋和罪孽…… 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知青的艰苦虽极为触目，却并没有被渲染成流行的苦难与伤痕，叙事者反而着力刻画主人公身上“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之光，以此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写照。这种理想主义的知青叙事我们当然并不陌生，但《幸存者》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惊心动魄地正面触及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且此间的主角并没有如人所料地被寄予简单的荒诞与暴力色彩。某种程度上，作为小说的理想主义内核的主要承载者，正是主人公谢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那场被冠以“革命”的伟大运动。他以反对特权为己任，执著追求着绝对的公平。然而，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之中看到的尽是基层匪夷所思的阴暗面。就像他在批判林辅生时所说的，他的“生活方式已经离无产阶级越来越远，已经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曾使谢平苦闷、彷徨，但也终于让他行动起来，去努力改变这一切。因而在此，谢平等人不再被简单定性为毋庸置疑的反面人物，尽管在其内部也不乏贺老五这种公报私仇贪图享乐的投机分子，但小说总体上还是试图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去领悟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尤其是那种朴素的乌托邦冲动。小说对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寄予深切的历史同情，但同时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借此去解释那场运动究竟何以发生。 “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 《幸存者》里处处充满了辩论的声音，叙事者往往通过辩论来阐释革命和理想的真谛。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这种辩论不断延展，话题也由革命理想延伸到现实生活。在革命的大潮过后，作者开始转向自己更为熟悉的官场故事，着力解决之前留下的“龙口闸门垮塌事件”的悬疑，这便使得知青小说与反腐题材实现了有效结合，而二者的关联事实上也极为自然恰切。 这一代人究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还是“千年不倒的胡杨”，或者怎么也得是一丛高大的“红柳疙瘩”，小说通过这个腐败案件的深入调查将人群做出区分。谢平、李爽、向少文等人自不待言，执著查明真相的他们用不灭的理想主义证明了“共和国骄阳”的价值所在；而被谢平批斗过的林辅生却出人意料地摆脱了嫌疑，这其实只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主义者，他懂得更有策略的自我保护，其理想和热情依然深藏内心，这便有些类似于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刘世吾；最后的罪魁当然是隐藏最深的苏政委，他的“老会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都极尽奢华；同样的悲剧人物还有苏政委的爪牙钟绍灵，他“必须服从他知道不该服从的指令，拒绝不了他不该接受的种种诱惑”…… 正是通过将知青故事与反腐故事的结合，作者有效串联了两个不同的时代：“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这里当然涉及到昔日的革命者如何面对新时代的问题。无论如何，时代的变迁总是令人百味杂陈的。因此可以想见当他们陷入到纷繁的日常生活之中时的场景：他们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如袁雅芳所说，“中国向何处去？轮得到我们这种人去考虑吗？真是的！谁真的需要我们去考虑？我们都是瞎起劲啊。真是瞎起劲啊。”就像小说所指出的，人们从执著于“消灭敌人”，“为了建立新中国冲啊！”到执著于“领导心里有没有我”，人们学会了乖巧和见风使舵，而顺理成章地，“革命的队伍”变成了“挣钱的队伍”。在这样的时代，不少办事机构里集聚了一些“能听话、知通融、善妥协、热衷长袖善舞、精通在种种周旋中摆平各种关系的官场‘操盘里手’”，而更多人则变成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小说反复强调的“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现象”，也被认为是我们今天一切腐败的终极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