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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任出生于中国大陆，成长于台湾，在美国度过了叱咤风云的青年时代，并最终定居美国。其前半生风云变幻的政治经历和文学历练，成为他后半生写作的源泉。早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刘大任就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主力，不仅创作诗歌和小说，而且办刊物、翻译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毕业后与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并称为《文学季刊》“五虎将”。1966年，27岁的刘大任赴美深造，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所。在这所具有社会运动传统的著名学府中，刘大任亲身参与保钓运动，并成为运动领袖，最终不仅中断了博士学业，还因为激进言行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而无法返回台湾。在运动落潮后，刘大任将文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之路。 刘大任虽写作一生，但其作品被引进中国大陆还是最近的事，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从去年开始陆续推出。最先推出的是其长篇新著《当下四重奏》，初读之下，作品与当下小说写作风格颇为不同，它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囿于日常之内，写写种花、迁树、经营园子，或写夫妻冷淡、父子失和，以及小儿女的天伦之乐。如此散漫地一路写下来，似乎不太像小说应有的样子。然而，它的雄心和抱负所在，是要将一代海外知识分子从青春热血到晚年生活虽归于平淡，但内心仍然汹涌爱国情怀的漫漫一生，浓缩在作品中。由于故事的大致脉络，特别是主人公早期的经历，和刘大任的经历颇多相似之处，可以把它视为作者寄托爱国情怀和文化理想的安身立命之作。但刘大任似乎并没有板起面孔忧国忧民，而是像邻家老人那样，在夕阳晚照下，泡好一壶龙井，娓娓道来。虽然说的是这一生的沧桑忧愤以及不被人知的隐痛与悲伤，但始终充满老者的智慧与阅历，不断透过平淡的生活散发出来。 把小说写得轻松性情，也得益于刘大任家国一体的构思方式。从家的角度写国，把对国家的思念和文化缺失的隐忧，置于家人的相互关系甚至矛盾冲突中；同时，又从国家民族困境来透视家庭关系的变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传承的困境在夫妻间、两代人的矛盾中得到贴近展示和深切关注。所谓“四重奏”，即是这一构思的凝练表达，小说的视角在家庭的四位主要成员之间流动，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来看人看事，当然主要指向是家庭中的老父亲。所以作者也说，这个故事平心而论，简单不过：四个人看一个人，包括其中一个人自己看自己。矛盾的焦点集中于一家之长，就是这个历尽沧桑却难以忘却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老人。这位老人不仅让世界注意到这些生于大陆的台湾人，是少有的彷徨于失去故国和文化血脉的一代人，他们像失去原生土壤的植物那样，被生生地移栽到异国异地，远离故土，但却拼命地生出旁枝、侧枝去找寻、汲取赖以生存的养分和水分。难以摆脱的民族感情的急迫甚至饥渴，造就了他们在现实生存形态上的畸形，在世俗的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中常常处于尴尬甚至四面楚歌的境地，但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对于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就没有衰竭枯亡，这在刘大任颠簸半生后的感喟中表达得尤为清晰：“虽然这批知识分子生活在台湾，而且，由于近代中国史的发展，处境更为复杂，但他们的探索与追求，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民族复兴运动， 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这是理解当年海外保钓运动最重要的入口，民族感最终化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实践活动。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始终受到五四时关心政治、甚至投身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连同他们的幻灭，都隐约有着晚年鲁迅思想的影子。壮志未酬的隐约落寞与淡淡无奈，是这一代人晚年心境的主调，“有一个世界我必须进入。有一个世界，怎么都进入不了”（《当下四重奏》）。如此鸿鹄之志，最终只有寄托于寂寞的园林山水。绿植园艺是刘大任毕生所爱，于是，小说中的园林也成为寄托故国情感和家国忧思顺理成章的桃花源。土地、水源、根系和有着中国血缘的海棠是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园林意象在象征水土失离之余还有另外一层作用，即以今日之静遥望当年之动，如同浇花之际，听到远处滚滚风雷之声，人世的喧嚣与落寞、命运的涨潮与落潮聚集于此，令人感伤——曾经的同学少年、书生意气、叱咤风云与谁说？花园的热闹恰是内心的寂寞，它是征途尽头的栖息地，是失去“心灵中国”后的寄托之所，是“无”中的“有”，是故国的乌有之乡。《当下四重奏》始于园子搬迁，终于园子被毁，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 (责任编辑：admin) |